2006年，号称全国三大班主任之一的万玮写的《班主任兵法》风靡教坛，许多老师视如绝技，教条般地在自己的课堂如法炮制——叫好者有之，质疑的声音也很强烈。李镇西对此直言：“班主任需要智慧，需要艺术，需要策略，需要谋划，但不需要‘兵法’！千万不要以学生为敌，哪怕是无意识的。”
教师对付学生需要用“兵法”吗？ 首先，“对付”一词，就耐人寻味。“对付”的意思是应对、抵挡——师者分明把学生摆在了“对立面”。“兵法”更是骇人——“兵者，诡道也”，我们的教育是需要“山清水秀”还是“波诡云谲”？难道还嫌社会人际关系异化得不够冷酷吗？ 教育不是打仗，自然不需要“兵法”，为什么《班主任兵法》还受到如此追捧呢？这要从传统的师生关系谈起。“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棒棍生孝子，严师出高徒”，瞧瞧！这些耳熟能详的俗语或明或暗地昭示着：师生是不平等的、体罚是为学生好、干什么都要立规矩。尽管时代教育的进化，已经将这些“旧话”扫地了历史的垃圾箱，但残存的思想流俗还在影响着什么。就像应试教育一样，从名义上，它早死了，而现实呢，应试教育不但活着，还挺有生命力。
应试教育不死，快乐学习无望。有应试就有压制，有对立就难免冲突。在冲突面前，“兵法”就派上用场了。于是，许多老师为了“驯服”学生，冒着给学生带来心理障碍的危险“攻心为上”；为了成为问题学生的“克星”，不惜引蛇出洞“欲擒故纵”；为了维护师道尊严，甚至假仁假义地“笑里藏刀”。有些老师迷信“兵法”，与其说目的是为了降服学生，更有效地施加影响，不如说是因为“骨子里都藏有的深深的管制情结”。磨掉学生的棱角再进行打造，这不是现代教育的做法，恰恰是专制社会奴才培养的模式。
管理，管理，仿佛你不去“管”就没人“理”一样。许多老师之所以热衷于变着花样去治服学生，管制学生，约束学生，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树立“以生为本”的教育观，把好学生定位于“听话、顺从、分高”，而把拥有独立见解、平等意识、个性追求的学生视为另类。这类老师好以自我为中心，高高在上，喜欢发号施令，希望学生都围绕着他的指挥棒转。这类老师的学生观貌似这样：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习就该吃苦，就该服从大局，做出些牺牲，凡不唯老师马首是瞻的学生都需要“管教”。
“管教”就需要“兵法”，“兵法”加强了“对立”。如此恶性循环，制约了教育的健康发展。走出这个怪圈，需要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新型的师生关系到底应该怎么样呢？
先看西方，与欧洲新教育运动同一时期的美国教育，受新教育运动的影响，结合了实用主义思想，形成了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其代表人杜威强调教育应该以儿童为中心，并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核心命题，这是现代教育开启的标志。国内，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等都曾为重建以人为中心的教育做出创造性的贡献。现在，“以儿童为中心”的现代教育已达成共识：儿童从出生到成长，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两者不是对立的；成人应该尊重儿童的本性和兴趣；教育是对儿童身体、心理、智力、能力等各个方面发展的促进。可见，新型的师生关系在人格上是民主平等的，在道德上是相互促进的，在课堂上是以学生为中心的。
“要做一个好的班主任，单纯地使用‘兵法’不会有长久的效果，提高自身修养，增加人格魅力才是根本之道。”万玮说这是他做了多年班主任后悟出的道理。“现代教育倡导的民主平等、自由创新以及儿童的视角，不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表现，也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爱是教育的基础，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但是，爱不能解决教育的一切，教育同样需要智慧和方法。万玮通过反思自己的亲身经历，在阐述教育和管理学生的智慧与方法的同时，也反复强调，不要误读他的“兵法”。
“学生如果不断地受教师干涉，禁止，呵斥，以至于诟骂，结果会变成一种性格上很复杂的可怜虫。”哲学家罗素认为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双重性格的人，即“对在上的人要服从，要怯懦，对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蛮不讲理”。教育要想培养健全的人格，就绝不能再“作战”似的，把活生生的人当成兵器去摆布，更不能以“奴化”作手段，以“驯服”为目的，追求所谓的严格管理。只要忽略了作为教育之根本的爱和责任，任何“目中无人”、专门对付学生的歪门邪道，都是“非教育”的，都该受到批判。 在这个呼唤教育回归原点，呼唤以人为本与公民教育的伟大变革时代，广大教师需要的不是“兵法”而是“学法”，不是“驯服”而是“服务”，不是“管制”而是“梳理”。教育需要做的是保证孩子快乐健康地成长，启迪智慧和培养生活的能力。在教育理念上，则需要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儿童为中心进行转变。
教师对付学生需要用“兵法”吗？ 首先，“对付”一词，就耐人寻味。“对付”的意思是应对、抵挡——师者分明把学生摆在了“对立面”。“兵法”更是骇人——“兵者，诡道也”，我们的教育是需要“山清水秀”还是“波诡云谲”？难道还嫌社会人际关系异化得不够冷酷吗？ 教育不是打仗，自然不需要“兵法”，为什么《班主任兵法》还受到如此追捧呢？这要从传统的师生关系谈起。“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棒棍生孝子，严师出高徒”，瞧瞧！这些耳熟能详的俗语或明或暗地昭示着：师生是不平等的、体罚是为学生好、干什么都要立规矩。尽管时代教育的进化，已经将这些“旧话”扫地了历史的垃圾箱，但残存的思想流俗还在影响着什么。就像应试教育一样，从名义上，它早死了，而现实呢，应试教育不但活着，还挺有生命力。
应试教育不死，快乐学习无望。有应试就有压制，有对立就难免冲突。在冲突面前，“兵法”就派上用场了。于是，许多老师为了“驯服”学生，冒着给学生带来心理障碍的危险“攻心为上”；为了成为问题学生的“克星”，不惜引蛇出洞“欲擒故纵”；为了维护师道尊严，甚至假仁假义地“笑里藏刀”。有些老师迷信“兵法”，与其说目的是为了降服学生，更有效地施加影响，不如说是因为“骨子里都藏有的深深的管制情结”。磨掉学生的棱角再进行打造，这不是现代教育的做法，恰恰是专制社会奴才培养的模式。
管理，管理，仿佛你不去“管”就没人“理”一样。许多老师之所以热衷于变着花样去治服学生，管制学生，约束学生，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树立“以生为本”的教育观，把好学生定位于“听话、顺从、分高”，而把拥有独立见解、平等意识、个性追求的学生视为另类。这类老师好以自我为中心，高高在上，喜欢发号施令，希望学生都围绕着他的指挥棒转。这类老师的学生观貌似这样：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习就该吃苦，就该服从大局，做出些牺牲，凡不唯老师马首是瞻的学生都需要“管教”。
“管教”就需要“兵法”，“兵法”加强了“对立”。如此恶性循环，制约了教育的健康发展。走出这个怪圈，需要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新型的师生关系到底应该怎么样呢？
先看西方，与欧洲新教育运动同一时期的美国教育，受新教育运动的影响，结合了实用主义思想，形成了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其代表人杜威强调教育应该以儿童为中心，并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核心命题，这是现代教育开启的标志。国内，陶行知的“生活教育”、陈鹤琴的“活教育”等都曾为重建以人为中心的教育做出创造性的贡献。现在，“以儿童为中心”的现代教育已达成共识：儿童从出生到成长，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两者不是对立的；成人应该尊重儿童的本性和兴趣；教育是对儿童身体、心理、智力、能力等各个方面发展的促进。可见，新型的师生关系在人格上是民主平等的，在道德上是相互促进的，在课堂上是以学生为中心的。
“要做一个好的班主任，单纯地使用‘兵法’不会有长久的效果，提高自身修养，增加人格魅力才是根本之道。”万玮说这是他做了多年班主任后悟出的道理。“现代教育倡导的民主平等、自由创新以及儿童的视角，不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表现，也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爱是教育的基础，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但是，爱不能解决教育的一切，教育同样需要智慧和方法。万玮通过反思自己的亲身经历，在阐述教育和管理学生的智慧与方法的同时，也反复强调，不要误读他的“兵法”。
“学生如果不断地受教师干涉，禁止，呵斥，以至于诟骂，结果会变成一种性格上很复杂的可怜虫。”哲学家罗素认为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双重性格的人，即“对在上的人要服从，要怯懦，对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蛮不讲理”。教育要想培养健全的人格，就绝不能再“作战”似的，把活生生的人当成兵器去摆布，更不能以“奴化”作手段，以“驯服”为目的，追求所谓的严格管理。只要忽略了作为教育之根本的爱和责任，任何“目中无人”、专门对付学生的歪门邪道，都是“非教育”的，都该受到批判。 在这个呼唤教育回归原点，呼唤以人为本与公民教育的伟大变革时代，广大教师需要的不是“兵法”而是“学法”，不是“驯服”而是“服务”，不是“管制”而是“梳理”。教育需要做的是保证孩子快乐健康地成长，启迪智慧和培养生活的能力。在教育理念上，则需要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儿童为中心进行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