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
　　以前来过西安，旅游线上的景点都去过，反倒增添几分迷茫。道路平敞，油漆光鲜，使人难以感受到悠远的古朴，也许历史总是被封锢于现代包装里。但我还是想苦苦找回当年的真实。于是，我特地选定了尚未开发的唐高祖献陵。

　　的士朝东北通过灞桥，往日依依不舍折枝送别的含烟绿柳是看不见了，所以，我们也马不停蹄地向前赶路，才琢磨清楚旅游图的线路标识，车已经进入三原县境。
　　问了好几位当地人，谁也说不清献陵在何处。从西周到唐绵延两千年的岁月，这里从来是国都的首选之地，周围不知道埋葬了多少帝王将相，直让人张冠李戴，甚至说不清个大概。居高临下的帝王癖好，可以不假思索地判定献陵一定在土原之上，可到了原上，再往前行，便进入富平县，我们只好打住，再三询问，农夫也只能笼统地告诉我们，沿着过来的田间土路，几公里远处有座“唐王陵”。

　　放眼眺望，道路左侧隐约可见山冈隆起。唐朝多以山为陵，想来远山就是献陵了，我们赶忙上路。车子在坑坑洼洼的道上颠簸前进，慢慢进入一座小村庄，房屋院墙都是用黄土垒成的，大门紧闭，只有一两位老人坐在院门边晒着冬日暖阳，听到车响才半睁开眼，毫无表情地望着我们，仿佛对外界的任何变化都已经麻木了。
　　车子小心翼翼地绕着院墙，通过曲折起伏的村庄小道，眼前突然一片开阔。墨绿色的庄稼地铺向远方，先前依稀可见的山冈却退缩到天边，田地中央隆起一座土堆，犹如倒扣的大斗，上面栽满松树。土包底边约莫近百米，经过岁月风雨交侵，高度只剩下二十来米。我不敢相信这般规模的陵墓就是开创三百年盛世的唐高祖献陵，可车到陵前，杂草丛中默立的石碑却由不得我不信。

在开，国，皇帝中，唐高祖李渊最平庸，平庸得让人难以相信这等人也能创立江山。
　　李渊的祖父李虎，就像其名字一般八面威风。宇文泰率领一小批少壮军官出生入死勉强抵挡住东方强国北齐的进攻，在关中站住脚跟建立北周政权时，八大开国元勋中赫然有李虎的大名。此后，北方政局如同走马灯似地变换，周灭了齐，隋又篡了周，山谷陵替，李氏家族保住了贵族门第，却没有风云人物涌现，只能在一旁清冷地看别人风光，小心捧好自家饭碗。　　

　　可隋朝的饭碗并不好捧，文、炀两代皇帝对关陇权贵最不放心，猜忌日深，连规矩做人的李渊都被盯上，吓得他成日泡在酒坛里，钻进脂粉堆中，“平庸”的名声大概就是此时落下的。但李渊不怒反喜，惊魂稍安。在专制社会，大概有两种人吃香，一是对上拍马逢迎对下敲诈欺压的小人，二是唯唯诺诺的庸人。“平庸”几乎就是老实、规矩、忠诚和驯服的同意语，让君主看得舒心，用得放心。而许多不愿出卖良知的人为在夹缝里求生，也只好以“平庸”自保，儒生将此粉饰为韬晦修养。果然，李渊因此获得权力，担任太原留守。

　　于是，李渊干脆“平庸”到底，为人一团和气，嘘寒问暖，礼贤下士，身边逐渐聚，集起一批乐于效命的文武商人，一同玩耍，声sè犬马。游戏之间，李渊把这些人分工妥当，文士入幕府，junguān打着抵御突厥的旗号招bīngmǎi马，而经费就着落在guān，商勾结的“红包”上。可聚会时，李渊依然纵情酒sè，对zhèng务得过且过，平庸得可以。这时，天下已是狼烟四起，义旗遍地，李渊的幕僚无不心焦，连他的儿子都忍耐不住，劝他趁势起bīng，却被训斥一番。就在此时，李渊在京，城等地的qīn属接到密报，悄悄溜走太原。待到长子李建成和次子李，世，民会聚太原，李渊才恍如酒醒，从谏起，义。此时的太原已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呼风唤雨，远近靡从。李渊扔掉酒坛，走出美，人怀抱，换了个人似地精神抖擞，指挥若定。趁着隋炀帝巡游jiāng都之机，全jun迅速mō进长安，控，制中枢。同时，他没忘记给围，攻洛阳的瓦岗jun统帅李密寄上言辞谦恭的劝进书，让李密志骄意满地同隋jun主力拼斗，等他把关陇一带都平定后，唐jun从容出关，风卷残云，一统河山。由于这一切都在关外轰轰烈烈的战幕后，进行，所以，唐朝的天下便显得唾手而得，李渊的登基也显得平庸。

　　李世民继位后，对其父偏袒长兄多少有怨，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证明其篡位行为的合法神圣，便动起脑筋，抓住李渊的“平庸”大作文章，让史家改写建国史，把李渊写得庸碌无能，整个建唐过程都是李世民策划指挥的，甚至还得经常给其父打气壮胆，任劳任怨，这便是两《唐书》保留下来的记载。而李世民也确实太杰出了，他的光辉盖过其父，故李渊的平庸也就成为定论，后人懒得再去细究。如同他们父子的陵园，献陵修于公元635年，昭陵始建于636年，虽仅一年之隔，却有天壤之别。太宗给自己挑选巍峨的九嵕山主峰为陵，而给其父堆了个土包子，虽然比大臣的陪葬墓要高大许多，但再怎么也堆不出山陵那般与天相接的气势，以至当地的老百姓只晓得是座“唐王陵”，而游人更不会舍弃壮观的山陵，颠簸劳顿去参观土坟，献陵就这样被冷落一旁，尘封在那里。

　　而在历史上，又有几多歪曲，几许尘封？太阳西斜，我们依依离去，村里的老者还是麻木地望着车子开过，带起滚滚黄尘，把曲折的小路都遮住了，献陵也更显得扑朔迷离。但它终究存在在那里，将来会有大路铺通。

唐陵访古之 寂寞泰陵
很少人不知道唐玄宗，他和杨贵妃那段凄艳哀感的爱情，在白居易充满浪漫想象的妙笔下，渲染铺张，曲尽幽微，情动心魄，老少妇孺无不为玄宗的多情所感动，也无不为其因此误国而扼腕叹息。英雄美女的故事，以霸王别姬最为悲壮苍凉，而以玄宗和杨贵妃最为缠绵悱恻。“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地间有此生死不渝的真情，足矣！
问题是玄宗的这段爱情，来路不正。杨贵妃不久前才嫁给玄宗第十八子寿王瑁为妃，新婚燕尔，其乐融融。而在皇宫这厢，玄宗在儿子婚后两年失去知心伴侣。这年玄宗五十三岁，事业正在颠峰之期，年龄半老却壮，颂扬声中，如何奈得清冷？左右找来的一串串美女，才华横溢的玄宗又都瞅不上眼，情急之时，有人偷偷告诉他：寿王妃肌如凝脂，体态丰艳。玄宗大喜，令内外命妇，赐浴华清池。在众芳斗妍的啧赞谑笑声中，杨贵妃慵懒无力地从温泉中缓缓升起，如芙蓉出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玄宗醉了，心焦火燎地簇拥着杨贵妃回宫，叫竞展身姿的命妇失望，让饱学经书的儿子伤心。背地里的流言蜚语自然不会好听，开场戏越是绚丽，便越有妖气，杨贵妃已被注定为天生尤物，要为大唐帝国的衰落承担罪责。


　　果然，打从她入宫后，玄宗乐得像个少年郎，缓歌缦舞凝丝竹，仙乐风飘处处闻，“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自古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家市井之徒也都跟着飞黄腾达，封官赏爵，蓬荜生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也不知道是褒扬还是嘲讽。总之，皇帝的荒宁和朝廷的失政都记在了杨贵妃的帐上，人们都想看那流星是如何陨落的。而风暴也一如人愿地动地而起，胡将安禄山的铁马金戈戳破了唐朝色彩斑斓的气泡，把洛阳和长安两京席卷入囊，逼迫玄宗仓皇出逃。到了马嵬，将士不肯前行，要求清君侧，诛国贼，于是，杨国忠首先被杀，悬首驿门。将士担心杨贵妃将来为兄报仇，围着驿站不散，杨贵妃知道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她依偎在玄宗怀里依依诀别，然后从容整理好衣装，轻轻来到佛堂合什礼拜，自缢于堂前梨树下，以她的香消玉殒为唐朝社会矛盾的激化找到开脱，同时也给“狐媚惑主”论增添一个沉甸甸的例证。

　　杨国忠专权误国固然难辞其咎，但谁能说其处事没有秉承圣意？至于说以权谋私，则属无疑。但问题的根子并不在此。专制体制中，想要做清官为民办好事，首先就会同腐败的官僚阶层冲突，难且不说，明枪暗箭，九死一生。相反，爬上高位后妒贤忌能，中饱私囊，倒真的奈何不了他。放着贪官肥缺在，何乐不为？甚至清白的人入此彀中亦难保节操。所以，杨国忠不过是这种体制的产物，专制体制不变，贪官污吏不绝，而只想揪一两个贪官开刀示众，非但于事无补，还把问题的性质扭曲为人事斗争。

　　世人猎艳好奇之情被勾煽得炽盛，全然忘记玄宗在天宝三载（744）就已倦勤，甚至对心腹宦官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李）林甫。”（《资治通鉴》）当了三十多年的皇帝，盛世空前，朝野弥漫着奢靡享乐的气氛，功高盖世的皇上看群下服服帖帖，也想享受太平，这才有杨贵妃应运而生，以娱晚晴，实可谓“酒不醉人人自醉”，干卿何事？

　　文明成熟烂漫，也就开始腐变。唐朝以往的成就，是在政府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全面严格控制下取得的，随着生产、交换和城市的发达，既成的管理模式因落后于社会发展而破绽百出，渐被抛弃，更加开放、允许个性发展的新的管理体制正在生成，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充满生机与危险，时代正呼唤着引领风骚的领袖。不幸的是，值此历史关头，玄宗笼罩在往日的辉煌里，正尽情地享受。一个人感到挺立于群山之颠的舒畅而陶醉，正是他不堪重负而落伍退化的表现。当时的现实是旧体制迅速崩溃而新体制未能同步跟进，出现权力的空白与错位。但玄宗却在自满中丧失了政治家的敏感和远见，他没能领悟到这种体制变革的深远意义，只是以其小聪明采取临时性的应对措施，根本谈不上长治久安的制度性规划，从而失去对社会的领导能力。就以军制而言，以往建立在国有土地制度基础上的府兵制，寓兵于农，兵府集中于首都附近，军队主要用于保卫国家政权。到此时，随着均田制度的崩溃，府兵制也名存实亡，而北方沿边正遭受草原骑兵的攻击，他们来得突然，去得迅速，如狂飙掠过，等唐朝中央接到警报，召开紧急会议，下达征调军队的命令等冗长繁复的官僚程式完成，前方早已是城破邑陷，人财被掳掠一空。显然，以往的军事体制已经非变革不可了，玄宗急中生智，改行募兵，在沿边设立军区，由节度使统领，形成快速反应机制。他的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但绝非出自缜密的通盘思考。他注意到快速反应的必要条件，所以把军、政、财权都集中于节度使手中，却没有对此权宜之计的后果引起足够的重视，更谈不上进行完善、制衡而使之成为行之久远的制度；致命之处还在于他相信人治而不注重法制，盲目相信自己的权威。可是，当权力高度集中又失去可靠的制度性制约时，便如洪水猛兽肆虐成灾。因此，安禄山的叛乱完全是制度缺陷和唐玄宗的失策造成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无论是怪罪杨国忠还是杨贵妃，都不过是在寻找替罪羊罢了。

　　看来，他并不昏庸，马嵬变起，他就从自我蒙蔽的清秋大梦中醒来，完全清楚杨贵妃的冤枉，尽力为她抗争道：“贵妃常居深宫，安知（杨）国忠反谋？”立在身侧的高力士晓以利害道：“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资治通鉴》）在政治风浪中弄潮一生的玄宗当然明白，眼前的兵变背景不会简单。实际上，鼓动士兵起哄的是禁军大将陈玄礼，事前，他早已将计划报告给了太子。到此地步，杨贵妃无论如何都保不住，和她一道徇死，只会促使国家瓦解；而让她承担误国罪责，唐朝还有再起的希望。年逾古稀的玄宗只能把满心悲痛寄托在一只沁人心脾的香囊，永远伴随着升遐离去的杨贵妃。国家破败，爱人死别，落伍的英雄除了无奈，还是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