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旦的军旅生涯,分为老资格的“国军”履历与资格不甚老的“共军”资历两段,作品叙事的时空环境,更是一径绵延至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公社化时期甚至是十年“文革”。这样的叙事设计,是不是含了作者关乎现当代中华民族之命运,尤其是这期间的民族外患与内耗、天灾与人祸的特定反思,我无意妄断,但毫无疑问的一点,便是这样的选材与叙事处理,也许唯有得益于网络文学的现行准入机制,才有面世和流传的机缘。而以住,像《无家》这样的未必在政治上拥有足够保险系数的作品,通常的下场,要么胎死腹中,要么,被“编辑”“加工”得面目全非。需要申明的是,我这样讲,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编辑加工一环的必要性,更无意贬损文学编辑对于成就一部高品质文学产成品的再造之功。仍然以《无家》为例。国民党军的组织结构中,有没有“政治处”、“政治指导员”,抗战期间解放区有没有对地主富农进行过成规模的“清算”,如是有可能出现“硬伤”的历史掌故,通常是不可能逃过编辑的法眼的;《无家》的前三章,采用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将抗战与内战这两大历史背景下的战场拼杀,予以交替展示,而从第四章开始,作者却突兀地代以传统的顺时序叙述,如是前后迥异的结构处理,编辑通常是会与作者有所探讨的。《无家》的最后一章即第二十三章,老旦的次子谢有盼的求学、恋爱与“武斗”中的惨死,俨然成了叙述的主干。这个分明有些游离的故事段落,是否应该忍痛割舍,也许编辑要比作者有更理智的审度。再比如,小说创作是否该力避抽象的议论,这一点,更容易眼明心亮的,也许仍然是作为“旁观者”的编辑,他们会提到托尔斯泰的前车之鉴,那位笃信人道主义的文学大师,生硬填塞进作品的思辨性文字,尽管与他所塑造的人物故事等等相契合,却不可免地成为公认的文学败笔。而《无家》借谢有盼的恩师白希之口,援引满族入主中原却终被“同化”的历史前例,去推导中日之战的另一种“历史可能性”,这一番“高蹈之辞”,对作者苦心营造出来的那一众基于国家立场和民族大义而获得了偌多英雄气的老旦们,会不会导致审美逻辑层面的釜底抽薪自相抵毁,更不是区区细节而已。诸如此类的败笔与遗憾,说明文学的草创之作,若能经历多一些环节、多一些参预者的打磨与完善,于作者,于读者,又是何等必要和可贵!
但即使有种种遗憾,我也愿意提名这部小说直接入围。因为它宝贵的真实感在当前的小说实在是太难得了。作者写得单纯,笔下的人物活得单纯,这谦逊的笔墨和形象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