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时期，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整合是一种常态社会现象，尤其是在民族交错分布的地区，更是如此。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文化分布地区，也是我国古代与西方世界交往的重要通道，独特的历史人文区位使河西走廊成为不同质的文化发生代际演替的典型地区，时至今日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整合依然在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上持续发生。但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民族迁徙、民族斗争、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方面，而从区域角度、用文化地理学的空间占用、生态演替等相关理论来研究民族文化之间相互移植、借用、吸纳的还不多见。本文试图从民族文化地域整合及其与区域文化的形成方面来探讨多民族地区文化交流与整合的过程、动因与机制，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河西走廊宜农宜牧的自然环境，使入居于斯的民族或部落都形成了深厚的“河西”文化情结，早期生息于此的羌、月氏、匈奴等族就是如此。当中原汉王朝占有河西走廊之后，原居于此地的各民族或部落却难以释怀，《汉书·赵充国传》就记载：“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迫而迁徙中亚的大月氏，到唐时，其后裔依然跨山越水奔赴河西走廊，言其为“归故地”。表明河西情结已成为历史时期生息于兹的民族所固有的文化遗传“基因”。鲜卑、吐谷浑、回鹘、党项、吐蕃、蒙古、回回等族自不用说，就是入居于斯的汉人，无论或罪或谪，或官或戍，数世之后，亦称自己为“河西土著”。这种不同民族共同的乡土意识是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趋于一致的重要文化背景，也是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碰撞、交流与整合的内在推动力。

从文化地理区位来看，河西走廊处于我国古代蒙古文化圈、青藏文化圈的交汇地带，也是中原文化、西域文化有效辐射之区域。由走廊西出与东进即进入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区域，南下北上分别穿越祁连山和走廊北山山地即步入青藏文化圈和蒙古文化圈腹地。与不同民族文化在地域上的临近性使河西文化对不同质的文化都具有一定的亲和力，历史上不同地域的民族或部落正是基于此而相继进入河西走廊的。而多民族文化的不断入居及其生存空间的交互占用，使河西走廊文化结构趋于多元和开放，在河西儒家文化中异质文化因素加重的同时，也使得河西地域文化更易于接受异质文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整合到自己的文化格局中，变为区域文化传统。如沙州等地习惯上将一些少数部族称之为“某家”，敦No．1+P2629《酒帐》中就有称龙族为“龙家”、肃州部族为“肃州家”、达坦部族称“达家”等等。这种兼容并蓄、相互认同的地域文化形态，是历史时期河西走廊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地域基础。

二 多民族文化整合的历史驱动过程
最早见诸于史籍的河西走廊居民，为月氏和乌孙。①二者的文化形态，史书也言之甚明，“大月氏，本行国也，随蓄移徙，与匈奴同俗”②，乌孙“行国，随蓄，与匈奴同俗”③。在此，无须探讨和界定“俗”的文化内涵，相似的文化形态以及与蒙古高原匈奴族文化的某些一致性，就表明了其间的文化交流与整合业已发生。后月氏攻破乌孙，乌孙被迫亡居匈奴。而当匈奴强盛，又驱逐月氏离开河西走廊。文化空间的相继占用，加速了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历史进程。值得提及的是，当月氏大部远走中亚阿姆河流域，其“赢弱者”被迫退居走廊南山，遂与原居于此的诸羌“共婚姻”，开始了与羌族文化的融合

然而，好景不长，安史之乱后，来自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奴隶主人居河西走廊，就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原先河西走廊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状况发生了历史性大逆转，“吐蕃化”成为此时期河西地域文化运动的主要形式。史书记载当时河西走廊汉文化的状况是“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潸泪垂”⑧、“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或丛居城落之间，或散处野泽之中”⑨，唐王朝的编户齐民这时被迫成为吐蕃奴隶主部落制下的奴隶。从《宋会要辑稿》195册《西凉府》中记载的一些吐蕃部落的情况来看，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吐蕃化”的汉人，如刑家族、懒(兰)家族、章家族、马家族、周家族、赵家族、王家族等，这些吐蕃部落很可能是由原来的刑、兰、章、马、周、赵、王等姓的汉人家族转化而

据研究，在其民族构成中，既有原邻近吐蕃的羊同、苏毗、党项、多弥、白兰、吐谷浑，又有河陇的汉族、吐蕃人等⑤。而民族构成的复杂，指示着其文化形态与组成民族中的任一民族的文化特质都不相同，而是一个含有各组成民族或部落文化因素的复合文化形态。正如《西北民族关系史》所指出的，“历史上西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在长期的、复杂而丰富的历史活动中，有的外出了，有的则同化于其他民族，或与其他民族融合成为新的民族，而现在存在的许多民族，都是历史上各民族互相迁徙、同化、融合的产物，是各民族关系发展的产物”⑥。今天西北的民族是如此，那么历史上作为西北地区民族迁徙频繁地区的河西走廊，其民族及其文化亦不例外。

关于仲云的族属及居地，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黄文弼先生提出的“沙陀突厥说”，他认为“仲云”即“朱邪”，“朱邪”是沙陀突厥的姓氏，沙陀突厥居住在金娑山阳、蒲类海东的“沙陀碛”中，因此，仲云牙帐所在的“胡卢碛”就是“沙陀碛”(《古楼兰国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西北史地论丛》)；二是汤开建先生提出的“小月氏说”，他认为“种愠等于仲云”，是小月氏的遗种，小月氏原居河西走廊南部的甘(今张掖)、凉(今武威)山谷间，故仲云居地在河西走廊南部的甘、凉之间(《揭开“黄头回纥”及“草头鞑靼”之谜》，《青海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三是郭锋提出的“垛微说”，他认为“仲云与臻微发音相通”，是同一个部族。仲云在沙州(今敦煌)西，密微也在沙州西，因此，敦煌文书中的“密微使”必定指“仲云使”(《略论归义军时期仲云族的族属诸问题》，《兰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蒙元时代，河西走廊进入了一个“碾碎民族差别”的重要时期，河西历史上曾经活跃的各个民族名称至此从历史书籍中消失，表明河西民族文化融合较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彻底。明清以降，河西走廊各民族被统称为“番”，名称的统一表明民族文化地域复合体已经形成。唯一的差别就是在“番”之称下，有“生番”与“熟番”之别，“生番”又称“黑番”，是指那些位居深山，语言、服饰、风俗还保留有较多本民族特征的民族；而“熟番”又称“黄番”，是指那些近汉边，其居住、服饰、语言、风俗与汉族相差无几的少数民族。河西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这种地域指向性与有序性变化，正是历史时期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在时间上、地域上扩展的某一个历史域度

当然，任何影响都是双向的，农耕民族影响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以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了农耕民族，这一进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如西汉时徙入河西走廊的汉人由于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就显得与关东人“习俗颇殊”③。嘉峪关魏晋墓壁画牧羊图中就出现有汉族牧羊人，而且在墓主的随葬品中，有马、牛、羊等偶像，独不见中原农耕文化中“猪”的形象，说明即使是汉族此时亦受到当地牧业文化之影响，而注重发展畜牧业。④此后，农牧并重已成为河西走廊居民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唐以后吐蕃文化的强势进入，使河西区域文化由农转牧达到河西历史上的最大域度。此是寻常道理，毋需多言。

2．多民族语言的深层次融合
民族语言作为民族文化中最稳定的因子，其吸收、移植、借用其他文化成分显然要滞后于民族之间生产生活方式的转换。多民族混合分布的河西走廊地区，随着民族交往的不断发展，民族语言的融合亦持续发生，如秦汉之际与诸羌杂居的月氏余部，就出现了与羌族语言融合的趋势，“被服饮食言语略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⑤。但当汉族入居河西之后，这些月氏余部又迅速与汉人融合，且采用汉姓“北宫”⑥。诸如此类的语言融合现象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民族之间持续发生。

杂蕃回，民气尚武”①，山丹县“居杂羌戎”、“人惟尚武”②；而肃州(今酒泉)则是“番夷杂处，人习战斗，非礼教信义之邦”③。这虽有诬蔑之嫌，但却道出了实情。而“番虏环伺”的镇番县(今民勤)则是“不论道德论势力”，汉文化已明显被移位，显见其民受番人民风影响之深，并说这是“习俗移人”④。因此，“边防风气刚劲，习染成俗，率多强悍”⑤便是河西民风日益强悍的真正原因。但从历史时期来看，唐中期至五代及明代是河西走廊多民族民风濡化的重要时期。唐中期以后随着吐蕃奴隶主的入居河西走廊，河西民风就带有更多的吐蕃色彩，“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⑥，便是当时河西民风趋于“刚化”的指示。吐蕃之后，河西走廊更陷入一场多民族势力相互争斗之中，而这些民族或部落无一不是能征善战，如甘州回鹘“兵强马壮”($5139)，东与凉州蕃汉政权争锋，西与归义军政权开战；肃州龙家，“其人轻锐，健斗战”(S367)，强悍、好斗跃然于纸上。其他如凉州蕃汉政权、咀末集团、仲云部族等莫不如此，就连敦煌归义军政权也是“缮甲兵，耕且战”⑦。史书记载当时“河西异族狡杂，羌、龙、咀末、退浑，数十万众，驰诚奉质，愿效军锋”( P3720)。由于多民族联盟的形成及其共同利益的驱动，使不同民风之间的濡化与整合更是深刻而普遍，如其时在西凉府周围的生户、熟户众多，“其俗多有世仇，不相往来，遇有战斗，战则同恶相济，传箭相率，其从如流。虽各有鞍甲，而无魁首统摄，并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为患”⑧。此后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明代河西走廊环境极为动荡。关外虽设七卫但仅为羁縻而已，其地依然为游牧民族往来奔突之处，刀光剑影，杀声不断。后关西七卫相继破散，人民或内徙或他逃，⑦使河西走廊区域环境急剧恶化。正如《明史》所言：“后诸卫尽亡，亦不喇据青海，吐鲁番据哈密，逼处关外，诸卫迁徙之众，环列甘肃肘腋，狂悍难驯。于是河西外防大寇，内防请番，兵事日丞”⑩，以致于到了“防守不设，耕种难也；累遭残破，生聚难也”⑾的地步。即使到了明嘉靖年间，虽然走廊内相对安定，但时任三边总督的王崇古依然说：“照得河西熟番，种族繁杂，强弱不齐，富者占据山阳，耕牧自经，贫者窃窥官道，抢掠为患。”⑿动荡的环境促使河西民风进一步转向。时人言及甘肃，则更是指出此种民风形成的关键，“盖各地止知防秋，而甘肃四时皆防；各边止知防虏，而甘肃则又防番防回，兵马奔驰，殆无虚日”⒀。这可以说是河西走廊多民族民风濡化的真实写照。

盛唐时代，伴随着中原王朝对河西走廊统治力的加强以及大批移民开发河西地域经济，使河西走廊农业发达，牧业兴盛，史书所言的“番汉快活”应是当时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空前繁荣的直观表达。此时期，河西区域不但出现了以武威绿洲为中心的文化中心，而且姑臧城(武威)作为州、郡、县治所所在地，成为河西走廊的政治中心。史书有“当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⑿之说。因此，在“安史之乱”以前，河西走廊政治稳定，文化发达，以汉族儒家农耕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统一地域联合体已经形成。即使经过“吐蕃化”的磨难，河西走廊区域文化依然呈现为以中原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多民族文化复合形态。吐蕃之后河西出现的不同民族政治实体，如归义军政权、甘州回鹘、凉州咀末集团等都是以奉表朝贡中原王朝为其立足根本。这种多元而一体的地域文化观念的形成，正是自汉以来河西走廊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多民族文化交流与整合的必然结果。

中唐以后，河西文化虽然出现了吐蕃化、回鹘化、西夏化、蒙古化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或压缩了中原农耕文化在河西走廊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力度。但毫无疑问，作为河西地域最基本、最稳定的文化形态的汉族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地域文化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并没有改变。而不同地域、不同质的文化在河西走廊的空间占用及其与原有的地域文化程度不同的整合，在改变河西走廊文化面貌及文化结构的同时，也使河西文化趋于与临近区域文化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如吐蕃时期，祁连山的文化意义消失，蒙古统治时期，走廊北山的文化分界作用就不复存在。这种文化地域界限的消失，使河西文化出现了与不同地域文化的过渡区域，如天祝藏族文化区与肃北蒙古族文化区就是河西文化与青藏、蒙古高原文化的过渡区域。这种与相邻文化相似的文化过渡区域的存在，在河西走廊区域文化中异质文化因子增多的同时，也使河西走廊区域文化更易于接受、吸纳不同地域不同形态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