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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公问对》对古代兵法的源流进行了总结归纳，它认为古代兵法“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即：“《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它对古代重要兵法进行了评述和发挥，其中有许多独到见解。如对《孙子》“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解释不囿于曹操等旧说，并批评他们用力量的强弱来解释是“不悟攻守之法也”。指出“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对于攻守问题，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等等。
《李卫公问对》也包含着较为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它认为战争的胜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不可归结为单纯的一个原因，“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它还认为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强弱、优势、主客都处在变化之中，“‘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它注重人事、反对迷信，指出“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但是，它又不主张废弃阴阳术数，认为这是“使贪使愚”的诡道之术。
《李卫公问对》是《武经七书》之一，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也存有一些明显的封建糟粕，如对李绩的明黜暗用的封建权术；它提出阴阳术数为诡道之术，若用来作为欺骗敌人、团结内部的一种战术，尚有可取之处，若用它来愚弄本部士卒，便是封建的愚兵政策。它的“教正不教奇”的论点，也有很大的片面性。明何良臣曾批评它说：“奇而不教，则号无以别，变何以施？”(《阵纪·奇正》)
《李卫公问对》是《武经七书》之一，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也存有一些明显的封建糟粕，如对李绩的明黜暗用的封建权术；它提出阴阳术数为诡道之术，若用来作为欺骗敌人、团结内部的一种战术，尚有可取之处，若用它来愚弄本部士卒，便是封建的愚兵政策。它的“教正不教奇”的论点，也有很大的片面性。明何良臣曾批评它说：“奇而不教，则号无以别，变何以施？”(《阵纪·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