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悲剧作品能让我们对他人的失败给予比平常更多的关注，那主要是因为悲剧艺术能够引导我们探究失败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对实际情况了解越多，我们就会更易于理解他人，原谅他人。一件悲剧作品可以巧妙地使我们了解各种细节，认识男女主人公的富贵与衰败之间微妙的关联，明白意图和结果之间荒谬乖张的关系。虽然在阅读报纸上仅有大致轮廓的失败故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产生漠不关心，甚至幸灾乐祸的想法，但在欣赏悲剧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长时间地保持这种心态。

作为悲剧作品的读者或观众，我们尽可能地远离报纸标题“有购物狂倾向的女通奸犯在信用欺诈之后服毒自杀”所体现的思维模式。悲剧促使我们摒弃日常生活中对失败与挫折的简单化的看法，使我们以宽容的心态对待我们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愚昧与过失。
如果这个世界中的人们从悲剧艺术中汲取了经验教训，那么我们的失败可能导致的后果就不会如此沉重地压在我们的头上。

《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 (1905)中，弗洛伊德写道：“一个玩笑能够使我们披露我们敌人的一些荒唐的东西，而用直接的或公开的方式来披露它们则会困难重重、难以实现。”弗洛伊德继续写道：“如果用非玩笑的方式提出批判，有些人就会拒绝接受；但转而通过玩笑的方式，则可以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承认……[这就是为什么]对身居高位的人而言，要让他们采纳批评意见，采取玩笑的方式更为普遍。”

我们所能够觉察到的好多有趣的事情都是关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为之沮丧或羞愧的情形或感情。最杰出的漫画家能够处理那些我们无法直接面对的弱点：我们总是隐藏着一些最令人尴尬的东西，而杰出的漫画家能够把我们从这些尴尬的东西身边拽开。忧虑越隐私、越强烈，引发的笑声就可能会越大，笑声成了把那些无法言说的缺陷拿来公开处理的有力武器。
因此不出所料，好多幽默都努力揭示一些对身份的焦虑，进而对此进行控制。它向我们揭示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比我们嫉妒心更盛，而在社会生活中更脆弱的人群；还有一些人在凌晨醒来时，为他们在经济方面的表现而痛苦万分；它还向我们说明，在一副副社会要求应该保持冷静的面孔之下，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有点精神恍惚、神志失常——这一切都给我们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要我们向相比而言比我们更惨的邻居伸出援助之手。
最为和善的漫画不会就我们对身份的关注进行嘲笑，而是进行调侃：他们对我们提出批评，但同时认为我们依然相当不错。由于他们的才能，我们才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带着爽朗的笑声，承认自己身上的一些痛苦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如果以平常的、责备的语言传达给我们，我们就会因为惧怕危险和伤害而拒绝接受。

【政治】
在每一个社会里，总有一个特定的人群能够获得高度的尊崇——其他的人群则因为没有具备合适的技能、口音、气质、性别或肤色而受到贬抑或忽略。但这些对成功的定义远远不是一成不变或普遍适用的。一些素质和技能在一个地方能够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而在另外一个地方则有可能变得无关紧要或为人不齿。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不同的历史时期，来展示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往往以不同的内容来定义有荣誉的人。

做一个绅士的关键就是完善一种慵懒的优雅。保持良好的发型和有规律地拜访理发师变得非常重要。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在他的《给他儿子的信》 (1751)中建议，一位绅士的谈话应该尽量避免“错位的热情”，否则就会导致谈论“一些琐碎不堪而又不合时宜的轶闻趣事，而且带着像‘我告诉你一个很棒的事情’之类的愚蠢的开场白”。切斯特菲尔德同时还强调，作为一个绅士，必须学会如何跳小步舞：“要记住如何使胳膊的动作显得优雅，如何伸出你的手，如何文雅地戴上或摘下你的帽子，这些都是一位绅士跳舞的必要环节。”至于同妇女的关系，一般来说，一位绅士应该结婚，但心中应该时刻记住（用切斯特菲尔德的话）“妇女只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如果一位绅士在一位妇女身旁坐下，他应该跟她“闲聊”，而不应当保持沉默，否则就会被她认为是单调乏味或傲慢自大。

那么确立身份的原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军事人员在一个社会里享有盛誉，而拥有地产的绅士在另一个社会里则为人仰慕呢？
似乎有至少4个答案。一些人可以凭借能够杀死他人的体力，通过欺凌和威胁迫使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他们表示尊敬。
或者他们依靠强壮的身体，资助赐予他人和利用手中掌握的食物来为他人提供保护，从而确定身份。
当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如古斯巴达，1 2世纪的欧洲），勇敢的战士和马背上的骑士就成了人们敬仰的对象。当一个社会群体的食物仅仅依赖于难以保证的猎获的动物（如亚马孙），捕杀美洲虎的人就能够赢得尊敬和尊敬的象征物——犰狳腰带。在一些绝大部分的人的生计依赖贸易和高科技的国度里，企业家和科学家便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如现代欧洲和北美）。其反面也同样真实：那些不能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人就会身份很低——如边境线非常安全的国度里的强壮男子，以及井然有序的农业社会里猎杀美洲虎的人，他们的命运就很不济。
或者一些人可以通过向他人展示自己的美德、身体的技巧、艺术才能或聪明才智来赢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例如基督教欧洲的圣徒以及现代欧洲的足球明星。
或者一些人会诉诸他们周围人的道德观念，对他们所宣传的事业的公正性进行非常充分的表达，任何一个想要拥有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的人绝对不会对这种获得地位的方式视而不见。
既然决定上层社会地位的因素一直处于变化当中，当然这种变化也是自然而然的，那么导致身份焦虑的因素也随之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一个社会里，我们担心我们没有能力把长矛刺进动物的身体；而在另一个社会，我们则担心在战场上表现欠佳：在又一个社会里，我们担心对上帝的虔诚不够；在其他一个社会里，我们又会担心我们无法从资本市场上获得利益。

积累财富的能力为人所重视，是因为这种能力能够证明一个人至少拥有四种基本品质：创造力、勇气、智力和毅力。至于其他的品质——诸如谦逊或正直——则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同过去的社会不同，一切成就不再归因于“运气”、“天意”或“上帝”——反映了现代世俗社会对个人意志力的信任。经济上的失败被认为是罪有应得，失业所带来的耻辱，同战争年月的懦弱行为所导致的耻辱不相上下。金钱携带着一种道德品质。它的存在体现了拥有者的美德，就如同它体现了它所能够买的物质商品一样。

自从斯密之后，经济学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贫困的最根本特征，贫困最令人痛苦的地方，并不是它所导致的身体上的痛苦，而是他人对贫困状态的负面反应所导致的羞耻感，是贫困状态违反了斯密所称的“既定的社会体面原则”所产生的羞耻感。在《富裕社会》(1958)-书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思想与斯密显然一脉相承，他写道：“只要一个人的收入明显低于周围人，即使对生存而言已经绰绰有余，但他依然为贫穷所困扰。他们缺乏社会所规定的最低的体面要求，因而他们不能完全逃脱被社会定义为不体面的命运。”

在罗斯金和萧伯纳之前300年，米歇尔·德·蒙田曾表达过相似的观点，他也强调偶然因素对一个人前途的决定性影响。他建议我们要牢记一点：“偶然性事件按照它难以捕捉的意愿决定着我们的身份和名誉：我经常看见机遇走在美德前面，而且占有绝对优势。”对我们的成功和失败如果进行冷静的分析和评价，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事情我们根本没有必要为之骄傲，同时也有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必要为之尴尬，因为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好多事情并非我们自己所为。这种事情所占比例甚大，不由得引起我们的深思。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所有针对商业精英理论的反对观点综合起来，形成一种要求：我们应该停止赋予如金钱般随机分布之物以一定的道德涵义；我们应该割断人们习惯地在财富和美德之间建立起的教条式的联系——而且我们开始对他人进行判断之时，应该尽力确保把脚上的高跷去除了。

关于成功生活的现代理想同时还在赚钱和幸福之间建立了另外一种联系。
这一观点进而建立在三个方面的认识之上。
其一，要指出能够使我们幸福的东西并不是一件超乎寻常的难事。
其二，现代文明所提供的范围巨大的工作种类和消费产品并不是一种华而不实、令人疲惫不堪、只能激起无穷的欲望、与我们的幸福毫不相干的表面现象，相反，这些工作和产品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些最重要的需求。
其三，我们所支配的金钱越多，我们所能够购买支付的产品和服务就会越多，从而产生幸福感的机会也会越大。

雅克·卢梭和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卢梭在开篇之际就宣称，不管我们认为自己在思想上多么独立，我们实际上并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需要，这是一个极为危险的现象。我们的灵魂很少直接说出自己需要具备什么，才能够使自己满足，或者即使它们有时嘟哝些什么，它们的指令也往往建立在谬误的基础之上，或干脆自相矛盾。卢梭认为，我们不能把心灵比作身体，因为身体知道需要吸收消化什么，才能保持自身的健康，而心灵则不然，心灵更像以下状态下的身体：在它需要喝水的时候大声呼喝上酒，在它需要平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坚持继续跳舞。外界有各种声音在不停地告诉我们，应该获取什么，然后我们才能得到满足，我们的思维极易受到这些声音的左右，我们灵魂深处发出的一点点微弱的声音将会淹没在这些外界声音之中，而我们也会很容易地受到误导，从而使我们偏离了对我们生命中何者真正重要的谨慎而艰苦的求索。

卢梭继续描绘了世界的历史，在他看来，世界历史并不是一个从野蛮状态向欧洲的大工厂和大城市发展的过程，而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以前我们处于一种虽然生活简单、但能够追求自己真正需求的特权状态，而处在现在的生活状态之中，我们则艳羡那些与我们自己的个性毫无关联的生活方式。科技落后的史前社会就是卢梭所谓的自然状态，男人和女人都生活在森林之中，他们从未进过商店，也从未读过报纸，但这位哲学家认为，这种状态下的人们能够更容易地理解自己，更易于追求幸福人生所真正需要的东西：对家庭的热爱、对自然的崇敬、对宇宙美的敬畏、对他人的好奇，以及对音乐和简单娱乐方式的喜爱。正是现代商业“文明”强行使我们从这种状态下脱离出来，让我们在一个富裕的社会里忍受嫉妒、渴望和痛苦的煎熬。

外界观点总是引导我们，让我们想象自己在攀登幸福崖上的最陡峭的一边，一旦爬上去，就可以到达一个广阔的高台，在其上我们就可以一直享受幸福生活；从来不会有人告知我们，一旦到达顶点，我们又会被唤回谷底，重新处于焦虑和欲望的洼地中。
生活就是用一种焦虑代替另一种焦虑，用一种欲望代替另一种欲望的过程——这样说，并非要我们永远都不要去努力克服焦虑，或不要努力去满足某种欲望，而是要求我们在努力追求的过程中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的任何一个目标向我们提供的一劳永逸的保证，按照目标本身的意思，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同样能够很容易地误解特定职业的魅力，因为这些工作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被人剪辑掉了，而只是剩下了那些人们无法抗拒的优点。我们总是在阅读结果，而不是整个过程。
一旦我们停止嫉妒他人，我们就会极端痛苦地发现我们居然花了我们生命中这么多的时间来羡慕那些错误的东西。

意识形态观点的精髓就是，除非我们的政治素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否则我们很难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意识形态就像无色无味的气体一样，被释放到社会中。它通过报纸、广告、电视节目和教科书得到体现——在这些领域，意识形态在宣传它对世界偏颇的、也许还是缺乏逻辑的、缺乏公正的理解；在这些领域，它羞羞答答地暗示，它只是在陈述一件自古就有的事实，而只有那些蠢才或疯子才会对此加以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