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并不是一个轻易就忍气吞声的人。她使用了最根本的政治思维，她没有问自己：“我被挡在图书馆外边，是不是我在什么地方错了？”相反，她问，“图书馆管理人员把我挡在图书馆门外，是不是他们在什么地方错了?”当观念和制度被认为仅仅是“自然而然”的时候，要么把受伤害的责任搁在抽象的东西上，要么由受害者本人承担。但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就可以思考是否观念本身错了，而不是思量我们性格中是否有所缺陷。不是满怀耻辱地去想：“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比方说，是一个女人，或有黑色的皮肤，或囊中羞涩]?”而是大胆地去问：“别人对我进行非难，是不是他们有可能错了，或有失公正，或不合逻辑？”——这个问题的提出显然不是出于对自身清白性的信任（那些妄想用政治激进主义来避免自我谴责的人，往往采用这一立场，即完全相信自身的清白性），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认为在制度、观念和法律中所包含的愚蠢和偏见，要比我们在自然观念下所能够想象到的多得多。

【宗教】
而对伊凡自己而言，现在只剩下几周好活了，他意识到自己浪费了在世上的光阴，意识到自己一直过的生活在表面上虽然显得春风得意，而内心里却是无聊苍白。他回首往事，追忆自己的成长过程、教育经历和职业生涯，这才发现他曾经做过的每一件事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即想使自己在他人心目中显得更加重要：为了给别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他牺牲了所有的兴趣和对其他事物的感受，然而他现在发现，别人对他根本就不在乎。在一个晚上的凌晨时分，他忍受着痛苦的煎熬，“他突然意识到，他身上的那些与上层社会的人群所称道的东西相背离的难以觉察的冲动，那些他经常压抑的模糊的冲动，很可能就是真正的价值之所在，而其他的事物则都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他的公务职责、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家庭、社会上的人和从事他的职业的人所称道的价值——这一切的一切很可能都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他浪费了自己短暂的一生，这让他痛苦，然而更加令他难以释怀的是他意识到他周围的人所喜欢的仅仅是他的身份，而不是他真正的、脆弱的自我。他因为是一个法官、一个有钱的父亲、一家之长而受人尊敬，而现在这一切身份都即将消失，在痛苦和恐惧中，他知道他不能指望任何人能够爱他：“最折磨伊凡·伊里奇的是没有人能够给予他同情，而这是他最渴望得到的。在经过长时间的折磨之后，他最希望得到的是（虽然让他公开承认显得有失体面）有人能够像对待生病的小孩那样疼他。他希望有人抚摸着他、亲他、抱着他哭，就像生了病的小孩一样被人宠着，被人抚慰着。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重要官员，而且胡须已经花白，因此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不管怎样，他都渴望得到这些。”

当我们身体健康、事业发达之际，我们从来不会去探究他人对我们的赞誉之声是出于真诚的感情，还是出于想从我们身上获得好处的、容易消失的需要。我们往往缺乏勇气或以愤世嫉俗的态度来思考：“他人尊敬的是我，还是我在社会中的地位？”疾病能够消除这些世俗之爱赖以存在的各种外在条件，从而使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变得快速而残酷地明显。当我们穿着医院的病服，等待死亡的来临时，我们易于对那些因为我们的社会地位而爱我们的人产生愤怒和反感，同时对他人精心策划这些缺乏感情的诱惑，以及我们虚荣地受到他们的诱惑而生气不已。即将死亡的想法能够让真实回归社会生活。要想把我们的社会交往名单进行筛选和清除，最好的方法就是思考在我们的熟人中间，有哪些人会跑到医院去探望我们。
随着依赖外在条件的感情开始丧失对我们的吸引力，我们为了得到这样的感情而一直矢志追求的事物也开始丧失其吸引力。如果财富、尊严和权力能够为我们购买某种感情，而且只要我们的身份仍在继续，这种感情就会继续，但问题是，我们注定要在无助和落魄中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在弥留之际肯定渴望像小孩一样被人关怀，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极为清晰的理由，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那些最能够经受住我们身份变化腐蚀的人际关系。

【废墟的作用 可用于引导他人】
我们总是牺牲自己宁静的心情而去追求那些转瞬即逝的世间的荣华富贵，而遗迹能够揭示出我们这些行为的愚蠢本质。当我们看到这些古老的石头之时，我们对自己成就的焦虑——以及缺乏成就的焦虑——会随之减弱。如果我们在他人眼中是个失败者，如果没有人为我们树碑立传，如果没有人为我们列队致意，如果在最近一次聚会中没有人对我们以笑脸相迎，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任何事物注定都要消失，新西兰人总会在一定的时候来为我们居住的大街和工作的办公室留下的遗迹做素描。与永恒相比较，扰乱我们心神的那些东西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啊。
遗迹能够让我们放弃辛苦劳作，放弃我们自以为是的完美感和成就感。遗迹提醒我们，我们永远不可能抗拒时间，我们只是自然破坏力的玩物，而我们只能暂时压制自然破坏力，不能真正地克服它。我们可能会享受一时的成功，我们可能会在短短几年内赋予混乱以秩序，但任何事物都终将退回到以前原初的状态。如果这种想法能使我们心情宁静，那是因为我们的绝大部分焦虑来自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目标和关注的重要性。由于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评价过高，我们便因此受到惩
罚，进而接受理想的折磨。
基督教的伦理学家们长期以来都明白，要安抚焦虑者，最好的方式并不是像乐观的心态教我们的那样，告诉他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的——相反，我们应该告诉他一切事物最终都将变得非常糟糕：屋顶将会塌陷，银行将会变成废墟，我们将会死去，每一个我们所爱的人都将去世，我们所有的成就，甚至连同我们的名字都将深埋于地下。如果这样的想法能够安抚我们，那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本能地知道我们的痛苦与抱负之庞大密切相关。如果从1，000年的角度来看待我们那些渺小的身份焦虑，我们将会非常难得地认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从而获得心情的宁静。

宏大的自然景观与废墟一样，能够起到相同的减缓焦虑的作用，因为宏大的自然景观是无限空间的代表．就如同废墟是无限时间的代表一样，与无限的时间相比，我们虚弱的、短暂的生命与飞蛾或蜘蛛的生命一样微不足道。
不管人们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差别，但一旦我们把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同荒原大漠、崇山峻岭、巨大的冰河以及世界的大洋相提并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会变得非常微弱，几于消失。它们都是自然现象，其所占的空间如此之大，很容易就可以使任何两个人之间的差异显得可笑地微弱。身处宏大的自然景观，我们会感受到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人类的渺小，我们的心情会随之宁静，我们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感受到的人微言轻的感觉也会随风消散。
要想克服认为自己微不足道的自卑感，我们无须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重要，而是要认识到所有的人相对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一旦面对那些比我们要大上千亿倍的东西时，我们对他人比我们高几毫米的关注就会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些巨大的东西的敬畏之情，我们往往称这种力量为无限、永恒——或很简单地，同时也最顶用地，称之为上帝。

【集体与单一的“人”】
根据现代世俗社会的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一个人最不体面的命运莫过于变得“同每一个其他的人相像”：因为“每一个其他的人”是包括平庸无能的人、墨守成规的人、无聊乏味的人以及土里土气的人在内的一类人的总称。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的目标就是想方设法使自己区别于周围的人群，在他们能力许可的前提下使自己“脱颖而出”。
然而，根据基督教教义，与他人相似并非不幸，因为耶稣的核心主张是，所有的人，包括智障者、无能者和无名之辈都是上帝的创造物，他们都平等地得到上帝的爱——因此他们也应该得到上帝的每一件创造物应该得到的尊严。用圣彼得的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具备“神性”的潜力——这一思想彻底地颠覆了那些认为一些人天生平庸，而另一些人天生显赫的想法。在上帝之爱的范围之外别无人类，基督教如此认为，并把神的权威归结为相互尊重的理念。我们与他人共有的东西恰恰构成了我们身上最珍贵的东西。
基督教要求我们透过人们之间表面的差异，去关注那些被公认为是普遍的真理，建立在这些普遍真理之上的是集体感和亲情感。我们中有一些人可能很残酷，有些人可能很焦躁，有些人可能会很愚笨，还有些人可能会很无聊，但把我们拉在一起，并在我们之间建立起相互联系的纽带的是我们对自身的脆弱的共识。在我们的缺点背后，总有两个基本要素在起作用：恐惧和对爱的渴望。
为了鼓励人们之间的相互感情，耶稣力劝我们要像对待小孩那样对待成年人。一旦我们把他人想象成一个小孩，我们对他人品格的评价立刻就会产生180度的大转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能够更容易地对成年人表达同情和宽容，就像我们总是很自然地以同情和宽容的态度对待小孩，如我们总是说孩子很调皮，而不说他品质糟糕，我们说孩子很任性，而不说他很傲慢自大。要讨厌一个小孩很难，要讨厌一个正在熟睡的人同样很难。熟睡者紧闭的眼睛，放松而毫无防备的表情，都能让旁观的人产生关怀和爱护的心理——这种情形非常明显，我们在火车上或飞机上对身旁睡着的人长时间地盯着看也会因此而显得尴尬不已。他们的脸让我们立即产生亲近感，日常人际关系赖以为基础的后天形成的漠不关心也随之受到质疑。基督徒认为，世界上并没有陌生人这回事，只可能因为没有意识到他人和我们具有相同的需求和弱点从而对他人产生一种陌生的印象。从本质上来说，从真正重要的东西来说，我们同他人实际上并无二致，认识到这点才是一一个最高贵的人生和最完整的个人的基础。

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促进我们的集体归属感，其途径之一就是通过举行教堂活动的仪式和演奏教堂音乐——在这些情况下，众多互不相识的人感觉到对他人的猜疑因这种超验媒介的存在而减弱消退了。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情形：我们在一个大教堂里，周围是陌生的人群，我们来此地的目的是为了欣赏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的最伟大的音乐作品，”——汉斯一格奥尔格·内格里，1817)。世间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能够把我们彼此区分开来，如年龄、收入、着装和家庭背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相互交谈过，我们可能很小心地不让别人发现我们注视他们的目光。然而一旦《弥撒曲》开始演奏，一种社会融合的过程也就随之开始了。这首音乐表达了那些我们一直认为不成熟和隐私的感情，作曲家和音乐家把我们心炅的活动变成声音，从而为我们和他人去感觉体会，在欣赏这首曲子时，我们因为对内心感情的释放和对作曲家和音乐家的感激而热泪盈眶。小提琴、合唱团、长笛、低音提琴、双簧管、巴松管和小号共同演奏，把我们灵魂深处最隐秘、最模糊的东西以声音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由于音乐演奏是面向大众的，我们可以意识到，既然他人对音乐做出与我们一样的反应，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是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不可理解的人物。他们具有与我们一样的感情，他们也为同样的一些东西所感动。因此，尽管我们在外部形象和行为方式上有天壤之别，我们却拥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在此核心之上可以建立起真挚的联系，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演奏《弥撒曲》本身的价值。一群陌生人在开始的时候从外表看来非常陌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借助合唱音乐的力量，相互间就会明显产生朋友的亲近感；我们从冷酷的外表走出来，与我们身边的人共同分享音乐带给我们的消遣，即便这段时间非常短暂，也不乏其价值。

争端主要发生在两种生活态度之间，其中一方是对世俗成就的极端重视，而另外一方则是对体悟感知的极端重视。资产阶级根据商业上的成功和公众声誉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而对波希米亚人而言，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是能够体悟世界，能够以观察者或创作者的身份专注于感情的宝库：艺术。而艺术对波希米亚人的重要性也超过了支付豪华住宅和服装的能力。

The End
解决焦虑的成熟之途可以说始于一种认识，即身份的确立取决于听众的选择：听众可以是工业家或波希米亚人，可以是家庭成员或哲学家——而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听众。
不管身份的焦虑如何令人不快，但我们还是很难想象一种完全摆脱身份焦虑的美好生活，因为一个人对失败和在他人面前丢脸的恐惧，实际上意味着他抱有一定的追求，期待某些结果的出现，以及对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心怀尊敬。身份的焦虑是我们承认在成功生活和不成功生活之间存在公共差异的时候，必须付出的代价。
虽然我们对身份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在满足对身份的需求时面临着诸多选择，我们有自由认识到我们对蒙羞的忧虑完全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群体，我们充分理解和尊重这个社会群体的判断方法。身份的焦虑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成问题的，那就是我们遵循这些导致焦虑的价值观念，仅仅是因为我们异常胆小怕事、循规蹈矩，或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已经被完全**，以至于我们认为这些价值观念是天经地义的，或来自神授，或因为我们周围的人对此心醉神迷，或因为我们的想象力变得过于局限，而想不到还有其他的选择。
哲学、艺术、政治、基督教和波希米亚的目的并非废除身份等级，他们只是尝试创立一些新的身份等级，而这些等级建立在那些为大众所忽略或批判的价值标准的基础之上。这五个不同领域的革新者们一方面都坚持严格区分成功与失败、好与坏、可耻与高尚，另一方面又试图重新塑造我们的判断标准，使我们重新思考何种行为才能归入这些重要的标题。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人无法或不愿温顺地服从关于上层身份的主流观念，但他们有资格拥有更好的称呼，而不是残酷地被人称为失败者或小角色，而这五个领域的革新者们通过上述的方式，赋予这些人以合理性。他们提供了好多富有说服力和抚慰能力的事例来提醒我们，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并不是只有法官或药剂师的方式——才能证明生活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