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麦子，驴
——《隐入尘烟》中的三种意象
近几年，《战狼2》《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等受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主旋律电影崛起，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取得不错的成绩，这使得本就小众的艺术电影更加无人问津。
此外，短视频的异军突起也改变人们的观影习惯。以前人们愿意花两个小时慢慢品味一部电影，而如今看多了五分钟一部的电影解说，很多人面对长如银河的进度条望而却步。更不用说静下心来看叙事节奏缓慢，镜头平实，故事寡淡的文艺电影了 。
乡土电影对我国的乡土文化具有重要的传承作用，它通过影像叙事呈现了农村人文景观，塑造了农民艺术形象，表达了深刻的主题思想。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电影的创作与生产逐渐走向商品化，乡土电影的生存与发展出现了危机。[1]
《隐入尘烟》刚开始上映时并没有引起关注，观影潮是在其上线视频网站之后被突然掀起。很多人大概也是冲着“全剧没说一句苦，却苦出了天际。全剧没说一句爱却爱到骨髓”这样的宣传文案去的。然而导演李睿珺的创作意图也并非只是简单的表达一个“发生在农村的悲剧爱情故事”这么简单。
作为一部乡土电影，导演在电影中展现出了一幅真实的西北农村生活图景，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于土地，生命的哲学思考。
乡村生活是艰苦的，也自有它本身的纯粹、怡然与野性诗恋，正如导演李睿珺自述：“拍摄电影的过程就是发现生活、量现生活，感知和捕捉日常中的微妙诗意瞬间，使之变成永恒的定格。”[2]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在讲两个人如何建立情感关系、如何建设自己的家园、建立和周边人以及外部世界的联系，这是一个建立的过程。”［3］
电影中的马老四和曹贵英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辛勤劳作，过着春种，夏耕，秋收，冬藏的平凡生活。他们的一生都在与土地，麦子还有牲畜作伴，在电影中导演赋予了这些普遍平常的农家事物一定的象征意义。
土地
在农村叙事话语中是离不开“土地”的，大地永远像一位博爱宽容的母亲一样滋养着万物。涓涓细流在她的身体中流淌汇聚成大海，参天大树将根深深的扎进土里，杂草可以野蛮生长，农民埋下种子，用锄头，犁铧在庄稼地里深耕，亡灵将她作为最终的栖息地。
导演李睿珺在访谈中如是说：男女主人公就像两个孤儿一样，他们沦为大地的孩子，土地像接纳杂草、植物和树木一样接纳着他们。对于土地来说，谁都可以在土地上歇脚休息，在土地上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3］
细心的观众可能也已经注意到，影片中极少出现青年人的身影。开大会时看不到年轻人，桥边聚集的村民们全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们。这也是如今大部分农村的真实现状，千百年来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变得不可靠，为了生计青年人不得不丢下父母背井离乡。而留在村里的老人们大都没有了劳动能力，只有马老四还在用最原始的方式在大地之上努力的生活着。
这个世上总有一些人是时代的弃儿，他们游走在时代的边缘，赶不上社会发展的极速列车，时代变迁的狂风骤雨吹打不到他们。他们不会用智能手机，听不懂时髦的流行语，与世界格格不入。
无疑，马老四和贵英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被时代抛弃被土地接纳。在新建的楼房中面对记者的采访，他小心翼翼的问道“人住进楼房里，那猪了羊了住哪里呢？”他守着土地，在上面耕作，建立自己的家园，城市对于他而言太过遥远。
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也同样具备了土地一样的宽容和爱。“他俩其实是过去几千年传统农耕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下来的人的样子-- 农民的样子。他们的那种质朴、诚信和对人的友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然性格。面对乡村的剧烈变化，他们身上依然保持着最珍贵般乡土 血统。”［3］
当食物掉到地上他毫不迟疑的捡起来吃。“怕啥呢，啥不是土里面长出来的。土都不嫌弃们，我们还嫌弃土呢吗？”
哥嫂像牲畜一样对待他，让他住在驴圈的破屋子里，儿子结婚不叫他，盖房时不帮他，他却依旧任劳任怨的帮他们拉家具。马老四给张永福献血，没有提任何要求，也没有吃一桌子的山珍海味，张永福儿子顺手买的两件大衣钱，他会说一码归一码。他不为一己私欲，只是想让张家可以把欠村民的地租钱还了。
离世前他也不忘还清小卖部的欠债，归还答应朋友的几袋土豆和春天借的十个鸡蛋。马老四就是这样一个人，像土地一样承受所有的苦难也像土地一样包容着一切。
麦子
如前文所述，马老四和贵英是土地的孩子，他们也便像麦子一样在地里生长。老四开玩笑的说把脚印种在地里，秋天要长出许多的脚印来。贵英则说脚长到地里就哪里也去不了了，只能风吹日晒干挨着。老四又说我们长了脚又能去哪里呢？还不是牢牢的拴在地上了。
锄草时，贵英不小心铲掉了一株麦苗。有铁说“铲掉就铲掉去，就当作给其他麦苗当肥料了。啥人有啥人的命数呢，麦子也一样。”这是马有铁的处世哲学，他相信宿命论，同时又在无私奉献着。
被镰刀割，被麻雀啄，
——《隐入尘烟》中的三种意象
近几年，《战狼2》《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等受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主旋律电影崛起，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取得不错的成绩，这使得本就小众的艺术电影更加无人问津。
此外，短视频的异军突起也改变人们的观影习惯。以前人们愿意花两个小时慢慢品味一部电影，而如今看多了五分钟一部的电影解说，很多人面对长如银河的进度条望而却步。更不用说静下心来看叙事节奏缓慢，镜头平实，故事寡淡的文艺电影了 。
乡土电影对我国的乡土文化具有重要的传承作用，它通过影像叙事呈现了农村人文景观，塑造了农民艺术形象，表达了深刻的主题思想。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电影的创作与生产逐渐走向商品化，乡土电影的生存与发展出现了危机。[1]
《隐入尘烟》刚开始上映时并没有引起关注，观影潮是在其上线视频网站之后被突然掀起。很多人大概也是冲着“全剧没说一句苦，却苦出了天际。全剧没说一句爱却爱到骨髓”这样的宣传文案去的。然而导演李睿珺的创作意图也并非只是简单的表达一个“发生在农村的悲剧爱情故事”这么简单。
作为一部乡土电影，导演在电影中展现出了一幅真实的西北农村生活图景，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于土地，生命的哲学思考。
乡村生活是艰苦的，也自有它本身的纯粹、怡然与野性诗恋，正如导演李睿珺自述：“拍摄电影的过程就是发现生活、量现生活，感知和捕捉日常中的微妙诗意瞬间，使之变成永恒的定格。”[2]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在讲两个人如何建立情感关系、如何建设自己的家园、建立和周边人以及外部世界的联系，这是一个建立的过程。”［3］
电影中的马老四和曹贵英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辛勤劳作，过着春种，夏耕，秋收，冬藏的平凡生活。他们的一生都在与土地，麦子还有牲畜作伴，在电影中导演赋予了这些普遍平常的农家事物一定的象征意义。
土地
在农村叙事话语中是离不开“土地”的，大地永远像一位博爱宽容的母亲一样滋养着万物。涓涓细流在她的身体中流淌汇聚成大海，参天大树将根深深的扎进土里，杂草可以野蛮生长，农民埋下种子，用锄头，犁铧在庄稼地里深耕，亡灵将她作为最终的栖息地。
导演李睿珺在访谈中如是说：男女主人公就像两个孤儿一样，他们沦为大地的孩子，土地像接纳杂草、植物和树木一样接纳着他们。对于土地来说，谁都可以在土地上歇脚休息，在土地上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3］
细心的观众可能也已经注意到，影片中极少出现青年人的身影。开大会时看不到年轻人，桥边聚集的村民们全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们。这也是如今大部分农村的真实现状，千百年来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变得不可靠，为了生计青年人不得不丢下父母背井离乡。而留在村里的老人们大都没有了劳动能力，只有马老四还在用最原始的方式在大地之上努力的生活着。
这个世上总有一些人是时代的弃儿，他们游走在时代的边缘，赶不上社会发展的极速列车，时代变迁的狂风骤雨吹打不到他们。他们不会用智能手机，听不懂时髦的流行语，与世界格格不入。
无疑，马老四和贵英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被时代抛弃被土地接纳。在新建的楼房中面对记者的采访，他小心翼翼的问道“人住进楼房里，那猪了羊了住哪里呢？”他守着土地，在上面耕作，建立自己的家园，城市对于他而言太过遥远。
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也同样具备了土地一样的宽容和爱。“他俩其实是过去几千年传统农耕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积累下来的人的样子-- 农民的样子。他们的那种质朴、诚信和对人的友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然性格。面对乡村的剧烈变化，他们身上依然保持着最珍贵般乡土 血统。”［3］
当食物掉到地上他毫不迟疑的捡起来吃。“怕啥呢，啥不是土里面长出来的。土都不嫌弃们，我们还嫌弃土呢吗？”
哥嫂像牲畜一样对待他，让他住在驴圈的破屋子里，儿子结婚不叫他，盖房时不帮他，他却依旧任劳任怨的帮他们拉家具。马老四给张永福献血，没有提任何要求，也没有吃一桌子的山珍海味，张永福儿子顺手买的两件大衣钱，他会说一码归一码。他不为一己私欲，只是想让张家可以把欠村民的地租钱还了。
离世前他也不忘还清小卖部的欠债，归还答应朋友的几袋土豆和春天借的十个鸡蛋。马老四就是这样一个人，像土地一样承受所有的苦难也像土地一样包容着一切。
麦子
如前文所述，马老四和贵英是土地的孩子，他们也便像麦子一样在地里生长。老四开玩笑的说把脚印种在地里，秋天要长出许多的脚印来。贵英则说脚长到地里就哪里也去不了了，只能风吹日晒干挨着。老四又说我们长了脚又能去哪里呢？还不是牢牢的拴在地上了。
锄草时，贵英不小心铲掉了一株麦苗。有铁说“铲掉就铲掉去，就当作给其他麦苗当肥料了。啥人有啥人的命数呢，麦子也一样。”这是马有铁的处世哲学，他相信宿命论，同时又在无私奉献着。
被镰刀割，被麻雀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