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汉通论（上）———史观分析
作者：孤寡老汉斯维嘤
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582664245
本篇主要对皇汉的史观进行分析，对一些错误思想予以驳斥。
对于皇汉史观，首要的争论就是：元清是否是中国？
事实上，元清非中国论，最早是日本人提出的，而其提出的目的也非常简单：在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根据条约割走台湾，随着清廷的日渐虚弱，到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兵锋直指我国东北，如何论证自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呢？很简单，炮制元清非中国论。日本军国主义文人论证道：蒙古和满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在征服中原地区之前都不使用汉字，而反之，日本文化中是使用汉字的，因此，相比于满族和蒙古族，日本和中国的“亲缘关系”更近，你们生活在日本的统治下，成为“皇民”，也依然可以使用汉字，而满族和蒙古族的统治，只会系统性地灭绝汉族的民族文化！
那么这是否就说，元清是中国呢？然而，“元清是中国论”同样是日本人搞出来的。在日本扩张前期，清廷尚未灭亡，日本炮制出元清非中国论，主要目的的试图策反中国内部，而到了民国，尤其是31年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之后，还扶持了溥仪伪满洲国政权，那么问题来了，你明明说元清非中国，日本才是“真中国”，怎么到头来你和你批判的对象反倒沆瀣一气了呢！这个时候，日本人摇身一变，掏出一套“元清是中国”的说法。一方面，是为伪满洲国的合法性背书；另一方面，之前日本是中国的“亲善邻居”，现在，这个“亲善邻居”已经实质性占领了东北，再谈非中国就不太合适，汉武帝抗击匈奴，深入大漠时说，寇可往我亦可往，现在日本人也有样学样，元清可往我亦可往。
不难看出，日本政策的变化是服务于日本的扩张状态的，然而，从我们后世的历史视角考察，就不免显得疑惑，既然这两种说法都是日本人炮制的，为侵略扩张背书的谬论，那元清到底是不是中国？
阿西莫夫《银河帝国3》中，第二基地的领袖普瑞姆•帕佛有句名言：“谎言越接近真相越好，但运用巧妙的真相就是最好的谎言。”什么叫做运用巧妙的真相？那就是只说部分真相。这样，如果去考察这些话，它们的的确确是真的，似乎无可挑剔，但只有纵观全局，才能真正指出这种谎言的破绽。而皇汉在论述历史的时候，也同样深得“运用巧妙的真相”的精髓。
那么，日本人的真相在什么地方？而破绽又在什么地方？
显然，剃发易服
是事实发生的事情，但是，剃发易服就能和“全面毁灭汉文化”划上等号吗？显然并不能。因为一国文化最基础的载体是语言文字，而不是服装发型，后者是皮毛，前者是骨髓。
如何才能毁灭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呢？答案是从娃娃抓起，全面普及义务教育，让娃娃从认字起，就学习侵略者的语言文字而不是本民族的。事实上，日本人在日占区正是这样做的，在占领时间越长的地方，遗毒越重，内地因为只占领了不到十年，几乎没有影响；东北占领也没有超过二十年，而台湾被占领五十年，其后果相当可怕，以至于现在的台湾都精日泛滥。
反之，女真起家于中华文化边缘地区，女真族本身既没有强大成熟的政治制度，也没有成熟的文字，满语是使用蒙古文字转写音译的仓促产物。这就是说，即使清朝统治者有心，也很难有力。何况，作为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统治者根本没有能力普及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工业化国家才有能力建立和负担的，何况清廷入关之后，很快就开始祭拜孔子，承认儒家文化了。这其实就是一种对当地的妥协，毕竟，面对整个庞大的帝国，后金的传统政治体系，如议政王大臣会议这类机构，很快变成皇帝的眼中钉，皇帝开始迅速在制度上使用成熟明制的基础，进一步强化封建皇权，建立科举选拔制度，而显然，科举考卷不必使用满文书写。
而日本，虽然学习过中国文化，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让日本臣服过，日本从来都自号日出处天子，称中国为日落处天子，俨然平起平坐，这和朝鲜和中国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日本有自己的文字、语言、政治制度，尽管参考中国，但早已自成体系。更别提在日占区推行日文小学教育，试图把中国人转化成“皇民”的阴险图谋了。
谁是文化的接纳者？谁是文化的毁灭者？答案已经非常清晰了。
皇汉大量宣传剃发易服，绝口不提清朝无法也没有毁灭语言文字，通过片面的强调部分真相，试图把日本和清朝划等号，其居心叵测也。

事实上，皇汉史观的狡诈远不止于此，通过运用片面真相法、以及驰名双标法，大量宣传清朝前期的剃发易服政策和后期的屈辱，来论证是清朝的存在，而非封建制度本身的问题，导致了中国的衰落。至于如何破除，也很简单，把清朝和明朝进行对比就可以了。
以下我将举例若干来论证我的观点。
例一，建州卫
问题。
建州卫在明初期算不算明朝领土呢？显然算。不论明末问题，明初是确实统治了这一地区的，不过，尽管建立了卫所，这里的士兵大部分由本地女真人充任。那么，一个世袭女真首领统治的明朝领土，有两种情况：
1.承认女真人也是中华的一部分。既然女真人也是中华的一部分，当这些女真人起兵反对明朝统治的时候，当然属于中华内战，既然是中国内战，那么当然算改朝换代。
2.不承认这些女真人是中华的一部分。那么，既然女真不是中华的一部分，为什么中华政权在不属于自己的领土上建立政府机构呢？这算不算一种侵略、征服、扩张呢？
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既承认明朝统治正当性，又否认清朝的正统性，认为清朝是“异族入侵”——那就是双标。明朝统治异族，彳亍！清朝统治异族，不彳亍！
例二，图图问题
清朝在建立统治、入关、进攻南明的一系列过程中，有没有进行过屠杀？有，当然有，我们可以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提出死亡人数和时间的质疑，但是不能否认它们的存在本身。然而，问题在于，只有清廷进行过屠杀吗？
史料如下。
1、明朝血洗山东：《徐鲍两姓族谱》：“自大明洪武即位，常遇春将军率花马军平山东道，平而复起者再三，于是赫然斯怒，所过州县无论盗贼良贱，概行诛戮，虽有存焉，然百不一二，是以地广人稀。”
《蓬莱县志》“元末明初，山东为元明争夺要地，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山东半岛人口被杀戮殆尽，残存土著极微。”
2、明朝血洗湖南：《厚雅田王氏谱》：“湖以南，丁洪武杀运，扫境空虚矣！我肇祖随蚁赴之众，数标杆为记。划一亩之丘，挫棘楚，芟蒿蓼，禳除厉魔，挺貔豹，奠定其家室，以繁育其子孙”
《常宁县志》：“明时卫在衡州，而所在常宁，其兵悉屯田于常宁者，盖湖南大遭屠戮后，调江西户口安插，时各处安插已遍，唯常宁、贵阳于廿八年遭奉虎满之乱，又屠将半，故有隙地以为屯，且为捍御瑶人之所，此衡郡诸邑皆无而常宁独有之者也”。
《攸县罗氏族谱》：“元季末，陈友谅据湖南，与朱元璋争雄事败，元璋纵兵屠戮，湘江两岸，人烟几绝，史称朱洪武血洗湖南。其后，当地郡守招四方之民分耕其地。”
明嘉靖刊《湘潭县志》称其屠城后，仅余“潭民七户”。这次屠城使湘潭人口剧减，湘潭城内“土著仅存数户”
《依湖邓氏族谱》：“吾祖世籍豫章（即江西），丁封易代，迁来血洗，系千钧一发，绵一脉于千秋！”
《叶氏谱》中记载：“洪武屠湘，未先白马之盟，却有红羊之劫，血流漂杵，鬼昼哭，十室一室居人，九室堆骨”。
《吕氏宗谱》：“洪武血洗，惠公由安仁奉调镇常”。
《周德伟散文存稿·先君事略》：“通叟公标得石砚乡田地数十顷，构屋居之，率子躬耕，并教学县，亦遭屠杀，至今乡人言朱元璋血洗湖南，犹震慑。”
3、苏州屠杀：《吴中故语》“信国公以城久不破怒，若城下之后，一岁小儿亦当斫为三段。时信国引兵从葑门入，遇城中士女必处以军法。武宁闻之，急使人捧令牌迎信国军，曰：‘杀降者斩。’信国军乃止。”
杨基《白头母吟》“妇哭征夫母哭儿，悲风吹折庭前树。家有屋，屯军伍，家家有儿遭杀虏。越女能嘲楚女词，吴人半作淮人语。东营放火夜斫门，白日横尸向官路………如今芳草野乌啼，鬼火磷磷日未西”
4、杭州屠杀：《南村辍耕录》杭人遭难条：“突至城下，城门闭三月余，各路粮运不通。一城之人，饿死者十六七。军既退，吴淞米航辐辏，借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
5、昌东屠杀《纪事录》“戊申年”：二月，攻东昌，坚拒数日。大军四面登梯克之，遂屠戮，纵军掳掠，焚其房舍而去。
6、怀来县屠杀：《纪事录》：怀来县有大、小二寨，攻之，土人力战，不克。大军梯登屠之。
7、台州屠杀：刘崧《陶氏三节妇诗》：往年兵入台州府，劫掠州人尽荼苦。陶家一妇偕二女，捐命俱能保真素。
8、庆阳屠杀：《纪事录》：于五月，达令羽林卫指挥使张焕哨庆阳，元守将张师道埋兵击之，遂退。是月，整兵再攻之，城在山上，坚拒不克。城中水穀俱绝，互相杀食。饲马以松柏屑，人用黄泥细者以人油炸而食之。至八月十五日，达令各卫将士上下穿地道以攻之，城中不觉，师道方力战间，城中地透军出，遂克之。羁其守将，屠其男子，纵掠妇女，擒师道于一百八渡，斩之。
9、和阳屠城：《明太祖实录》：诸将破城,暴横多杀人,城中人民夫妇不相保！
10、河州屠城：《纪事录》：“自洮河至积石关，三百余里，骸骨遍野，人烟一空”
11、四川广安屠杀：《大竹县志》:“至明太祖遗将取蜀，明升据巴渝。宕渠人相助为乱，廖公永忠率师屠之，其地一空。”
《广安州新志·侨寓志》：“廖永忠，巢县人，洪武四年以征西副将军从汤和帅舟师伐蜀，至瞿塘关断横江铁锁，直捣重庆，明升出降，承制抚慰广安等地，颇肆杀戮”
12、燕王扫北下的屠省：《南宫县志*兵事篇》：“燕王愤甚,燕京以南,所过为墟,屠戮无遗”，“青燐白骨,怵惊心目”,“长淮以北鞠为草莽”，“于是每攻一地,便屠其城,赤其地,残无人道地屠杀百姓”
《国朝献征录》：上得之即遣之不留王从攻沧州先破其东门入城斩首六万余级
孟村赵河《张氏族谱》、：“大明燕王，扫灭北直，志不遗类。渤海人民，为之一空。”
《盐山新志》：“遂拔其城，生擒凯等，余众悉降，燕将谭渊尽坑杀之。沧城由是破废，后乃移治长芦”
《盐山县志》：“建文四年六月，燕王即位，令军北返报复乡民，县境尸横遍野，瓦砾一片”，“其时盐山境内白骨遍地，触目惊心，乡人谓之为‘燕王扫北’”
《沧州地名志》：“靖难之师，因其不名正言顺，燕王朱棣又在沧州（今沧县旧州）坑杀降卒数千人”，朱棣取胜后又进行报复。使沧州“白天尸骨遍野，黑夜青磷闪闪，其惨状不忍目睹”！
民国版《沧县志》：“畿南之地多起义军抗燕军者，燕军恨之，遂赤其地，至今犹呼‘燕王扫北’”
如果说清廷屠杀是因为“殖民侵略”，那元末明初发生的这些屠杀又是怎么回事呢？也是明军在“殖民侵略”吗？很简单，封建时代的战争中，屠城是非常常见的情况，这是封建时代本身的问题和特征，片面强调民族冲突毫无必要。

例三，割让土地问题。
清朝末年在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下，被割走了包括外西北外东北台湾等在内的大片领土，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也是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但是，清朝仍然保持了90%的领土，在被八国联军彻底打垮，沦为列强的玩具之前，清廷一直在尝试图强求存，尽管它图强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爱新觉罗的统治。当然，有皇汉坚持把清廷下诏退位之后在紫禁城内的小朝廷也算作清朝历史的一部分，宣传清朝“丢失了99.9%的领土，就剩个紫禁城了”。毕竟，在皇汉看来，清朝是殖民统治，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丢给民国也算丢。
我们且不谈丢给列强和“丢给”中华民国的区别，退一步说，就算“丢给”中华民国也算“丢”，既然清朝非中国，那中华正统、汉人正统的明朝，为什么把100%的领土都丢给了“外国人”呢？真奇怪啊。要知道，明朝大军战斗力非常强悍，三眼火铳更是天下无敌，而居然最终落败给清廷，福尔摩斯说，排除所有不可能，剩下的一定是真相。而这个真相现在也显而易见了：清廷有高达！在机动战士的强大火力面前，明朝大败而归非常合理。
例四，罕见问题。
针对明朝失败而清朝胜利，皇汉可能会辩解说，这是因为汉人人太多了，出了罕见。由于内斗，导致清朝趁机入关捡了胜利果实，非战之功。
如果罕见逻辑成立，也就是说，汉人内部存在两种人，一种是正常人，一心为汉族本身谋利益；另一类就是罕见，他们通过出卖其他汉人来获得利益。由于利益冲突，正常汉人和罕见必然是水火不容的。
那么，在面对异族入侵的时候，正常汉人应该暂时搁置内部矛盾，优先应对外部矛盾，所谓兄弟倪墙而外御其辱也；而罕见在面对异族入侵的时候当然相反，恨不得赶紧靠出卖本民族利益来求得荣华富贵。
崇祯十一年六月，明朝边将陈新甲与清协商议和，辽东巡抚方一藻将相关情况汇报给崇祯帝，他认为，此时明朝军队相对孱弱，对内需弹压农民军，对外需应对满蒙联军，实在是顾此失彼、国力不支，因此主张同清议和。崇祯本来已经同意，奈何事泄，舆论大哗，最终，明廷放弃议和，斩杀陈新甲。显然，以剿灭农民军为由，先行与外族议和，这种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不符合民族利益，说明朱由检、陈新甲这些从出主意的到拍板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罕见。幸好被群臣阻止，方才没有酿成大祸。
而另一面，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看似他是最大的罕见，实际上我们需要考虑到，是因为闯王攻占了北京城，崇祯皇帝上吊自杀。也就是说，吴三桂开关的直接原因是李自成，因此，李自成也一定是罕见。
问题来了：李自成和崇祯明明水火不容，为什么都是罕见呢？如果都是罕见，他们的利益应该一致，要争相把对方卖给清朝；如果他们都不是罕见，就应该放下争执共同对外，先打垮女真人。而事实上，他们都既没有把对方卖给清朝，也没有联合起来。这是不是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驱动李自成和崇祯行动的主要原因，可能并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呢？此外，南明小朝廷自称正统，却“联虏平寇”，借着外族之力剿灭汉族农民军，这算不算罕见行为呢？
认为阶级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就不能正确解释二十年左右仁人志士的抗清运动，更不能公正评价大顺、大西农民军联明抗清的正义性。然而，无论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清廷，还是在南京继统的弘光朝廷，都把大顺农民军视为死敌。这说明，在汉、满地主阶级看来，剿灭农民军的阶级斗争显然是首要的，其次才是互相争斗的民族矛盾。直到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清廷推行一系列民族征服、民族压迫政策，民族矛盾才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段历史充分说明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之间的关系：在两者同时存在时，地主阶级总是优先解决阶级矛盾，而后再处理民族矛盾，反倒是农民军的民族情节高过了汉族地主阶级，然而，不能因此说农民军认为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若是如此，农民军又何必起义反抗汉族地主阶级呢？

上篇到此结束，下一篇将会分析皇汉的各种诉求和主张。

第二部分，在军事方面，或者说领土方面，皇汉的流派也有很多。
相对古老，但目前最不流行的是弃土论。弃土论的来源很早，最早起源于清末维新派，维新派曾经主张出售边疆省份给列强换取发展资金，援引沙俄出售阿拉斯加，法国出售路易斯安娜
的案例来论证，不过显然他们没有成功。在辛亥革命早期也有弃土论认为只需要保留汉地十八省，这也是铁血十八星旗帜的含义，但很快被孙中山的五族共和理念和五色旗压下去了。时至今日，坚持弃土的人是很少的，这种理念对国家主权是严重损害，其唯一可以勉强算得上的“优点”，也许就是通过抛弃外部少数民族的方式，迅速组建单一民族的国家。这方面的案例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通过大量丢失非突厥人为核心人口的领土，“成功”地“解决”了奥斯曼帝国内部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成为了民族国家土耳其共和国，当然，代价是损失了80%的国土面积。
比较流行的一种理论是石榴论。石榴论用“成熟的石榴”来比喻现在的民族关系，认为利维坦的补助政策是在养寇自重，最终会导致苏联式的结局，即石榴论者口中的“等到俄罗斯人厌倦了的时候，苏联就解体了”。显然，石榴论者认为，补助会加剧离心倾向，而反之，取消补助则可以降低离心倾向。或者说，他们并不在意边疆离心还是向心，他们只在意钱。私以为，在不进行任何补偿的情况下突然取消补助，似乎并不能导致离心倾向降低。石榴论没有明确说明对领土的看法，不过这类主张显然会导致领土向着弃土论的方向发展。
第三种就是扩张论。扩张论不满足于现有的土地，他们的主张从较为温和的收复外东北外西北，到在中南半岛宣布主权，再到阳光下的地盘警告，不一而足。扩张论的问题在于，既然皇汉们对其他民族持有排斥态度，如何对待现在和他们目标中收复、扩张带来的更多其他民族的关系呢？一般而言，他们对此的主张也从温和到激进，温和派主张强制汉化，而激进派则大有效仿冉闵
、阿道夫之意。
最后一种是征服论，或者说奋斗论。这一派的特点是，承认，或者至少表面上承认现有领土，不做其他要求，但拒绝承认领土的法理继承关系，认为现在的领土是当前的利维坦打下来的。奋斗论
认为没有必要强调法理的顺延性，这等于就在宣布，军队打到哪里，哪里就有法理，这种公然的阳光下的土地式的宣称，本身就属于扩张论，至少具备扩张的潜力和理论基础，的确是奋斗了，而且是《我的奋斗》。从这一点上来看，无论他们宣称满足于现有土地还是宣称扩张，严格意义上都属于扩张论的一个分支。
这样，皇汉的主张分为两大类，弃土论和有弃土潜力的石榴论；扩张论以及有扩张潜力的奋斗论。
相比于费钱的文化主张，这两大类都能赚钱，前者节流，后者开源。不过，前者的方法论显然容易遭到绝大部分人，包括政治冷漠在内的人群，尤其是边疆省份的激烈反对，可执行性恐怕堪忧；后者如果能不要太在意因此而引发的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友邦惊诧、国际制裁，打定主意要在21世纪重现2世纪的伟业的话，的确问题不算太大。毕竟俗话说得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第三部分，政治主张。
有关政治主张，温和派主要集中于取消民族加分政策，激进派则主张更多，还要求对前朝贵族，日本战犯进行无限追究责任。老规矩一个一个谈，先来看看民族加分政策。
皇汉认为民族加分政策简直不可饶恕，是他们受到压迫的如山铁证。这些人从来没有实际在边疆省份看过，他们对西北、西藏贫困地区的居民的生活情况一无所知，对内地省份，尤其是有些高度发达地区的教育条件，包括师资力量、教学环境的优越则是只字不提了。
他们唯一能够看到接触到的，就是自己身边某个和自己一模一样说汉语却有着少民身份证的同学，凭借加分政策高了自己一头，就愤愤不平，誓要彻底碾碎这可悲的加分制度不可。凭借一张身份证在同学们之间脱颖而出是对的吗？高考移民是对的吗？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利用制度漏洞，是腐败。而因为这些腐败就要放弃帮助边疆省份经济困难教学环境极差的人群吗？这叫因噎废食。加分政策应该局部调整，向着为每一个少年，不论民族提供尽可能平等的高等教育机会呢，还是应该一废了之，搞一刀切懒政呢？恐怕各位都清楚，要制裁的到底是腐败还是帮扶政策本身。
此外，同样的卷子同样的分数，在不同省份的分数线不同，这一点又怎么解释呢？这可不只是边疆的问题了，大家都在谈论“各省高考难度”，仅就中原地区用一份全国卷的各省的高考分数线也不一样，这种以省为单位的不公平现象，难道也要归咎于民族政策吗？在皇汉眼中，民族政策显然成了一个任劳任怨的背锅侠了。除开民族矛盾之外的矛盾，他们是不知道呢？还是不愿提呢？又或者是不敢提？
在激进派这边，除了取消加分政策之外，他们进一步主张“清算”。清算什么呢？一要清算所谓的“满遗”，这个词汇狭义上指前清贵族以及其后裔，广义上指反对他们任何观点的任何人。本文我们讨论如何清算狭义上的满遗就好，以免他们怒发冲冠，把我这个广义满遗也给一并清算掉了。
激进派反对对包括溥仪在内的满洲前贵族的处理，认为过于温和，应该让这些人付出更多的代价。同时，部分人继续追究到抚顺战犯管理所
的优待政策上来，将这些政策称之为“软弱”。
有些人抱有非常自相矛盾的情况，他们一边把那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尊奉为一座神像，一边却无视他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待前清贵族、伪满战犯和日本战犯的问题是统一的，根本上就是遵守上述的八字方针。因为很简单，一个人的肉体是非常脆弱的，而一个人所能作恶的极限，远不是他一个人的肉体就能够等价偿还的。大错既然已经酿成，现在你就是把这些人细细剁做了臊子又能如何？任何惩戒手段，包括死刑在内，要么以教化为目的，要么以震慑为目的，刑罚和处罚罪犯本身不是最大的目的，最大的目的是如何通过教化和震慑防止犯罪行为的再度发生。而在解放之后，在全国人民觉醒的新时代，有什么样的贵族能够重建他们的封建时代？有什么样的日本战犯胆敢再度发动战争？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捏着鼻子，给他们一个机会呢？把这些战犯枪毙掉，也不怎么解恨，细细剁做臊子，就解恨了吗？
事实上，抚顺战犯管理办法，从长远来看还是成功的，部分人回国之后成为坚定的左翼，活跃奋斗在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战争犯罪著述上，这不是作用吗？前期贵族、伪满洲国的魁首溥仪同志，更是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成为一名优秀的园丁，这不是我们政策的成果吗？仁慈之所以是仁慈，就是在有能力毁灭你的情况下选择了不去毁灭你。有些人错把仁慈当场软弱，却自以为自己就是公正的代言人了。
再退一步，在当时从严处理这些战犯，把他们枪毙掉也是有道理，毕竟这些人确实该枪毙。但是现在，距离那时候已经过了七十年了，当年的战犯们，无论伪满洲国还是日本人都已经过世了，无论是战犯还是战犯管理办法本身都已经变成历史的一部分了，现在重提这些又能怎么办呢？找到他们的坟墓挫骨扬灰一遍只为了解恨吗？还是说，朝着更为可怕、歹毒的方向发展，对这些人的后裔展开无限追究呢？这么说来，是不是每一个姓爱新觉罗，姓孛儿只斤
的人，从出生起就要背负着“原罪”？难道我们这里是基督教国家吗？是不是八国联军都要追究到底，和他们开战，还是说贸易禁运他们？要查到每一个当年参与入侵的士兵的名单，把他们的每一个后裔都追究到底，才算“清算干净”了吗？德法英三国，两两之间哪个没有对对方结下过血仇？也要互相厮杀到西欧毁灭吗？

我们还是来算算经济账吧。
无论是强制文化统一、推广汉服这类温和派，还是消灭少数文化、调派警力和军事力量封锁镇压监督，都是花钱的项目，只说花钱不说挣钱的项目去招标，除了政府这种公共服务机构之外，没有人会去订购亏本的买卖。无论是信奉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哪怕是信奉封建主义复辟，都离不开一个“钱”字。花钱的办法一大堆，挣钱的法子哪里来？不解决挣钱的问题，什么都是纸上谈兵，没有执行的财力。
挣钱，不外乎开源节流。
节流好说，砍掉一些当前的支出就行了。为了避免砍支出砍出个李自成来，砍哪部分支出是要研究的。不过皇汉显然对这个答案了然于胸：当然是砍掉一切和民族政策相关的支出了！至于如此的后果，他们要么认为这是活该，要么认为早就该这样干了，后果？谁会考虑这种无聊的东西？非要考虑，那也是心甘情愿臣服在堂堂主体民族的雷霆雨露之下，因为皇汉并不关心少民在干什么，他们更关心的是汉族的福祉。而问题在于，靠砍掉的这点经济补助，能够人数是少民加起来多10倍的汉族分吗？
2021年福建省三明市的公开报告提到了当年补助的分配情况。
2021年，省财政厅、省民宗厅下达我市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442万元，省级少数民族地区补助款330万元，共计772万元。其中，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442万元用于8个县（市、区）实施道路硬化、村容村貌整治、水利灌溉、游客服务中心建设、路灯安装、中草药种植等16个基础设施和5个产业发展项目。省级少数民族地区补助款330万元，其中扶贫开发140万元，6个县（市、区）实施道路硬化、河堤修复、自来水管网改造等7个基础设施和鳗鱼、蜜蜂养殖、八月瓜种植3个产业发展项目；社会事业建设130万元，用于市本级和各县等6个单位和县（市）实施1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建设、1个少数民族培训、3所学校教育、5个乡村文化、2个卫生院（所）项目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创建60万元，用于市本级和各县等6个单位及县（市）实施9个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项目。
这些资金的用途都是非常常见的，少民专用的项目也就是最后这60万了，三明市汉族人口有250万，把这笔钱发福利了，一人分两毛四回家时候买几根香菜吃吧。
显然，仅仅依靠节流的方式，恐怕不能带来多少收益。那就得看看怎么开源了。

开源，无非两种，一是发展生产力，提高平均劳动收益率；二是改革分配制度，拿多了钱的退，拿少了钱的人补。而目前就我观察，皇汉们在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话题上沉默是金，那么也就只有改革分配制度这一条路可走。
改革分配制度，怎么改是一个大话题。各路人马围绕这个可谓众说纷纭。关键在于确认一个问题：谁是拿多了，该吐的部分；谁是拿少了，要补的部分？
左壬认为要论阶级，资本家是拿多了的那部分人，无产阶级是拿少了的那部分人。入关人认为，美国利用世界体系剥削全球，所以美国人是拿多了的那部分，其他人，尤其是中国人是拿少了的那部分人。而皇汉认为，汉族是拿少了的那部分人，少民是拿多了的那部分人。
左壬看到了资本家们脑满肠肥，无产阶级饥肠辘辘，所以左壬要求资本家出钱；资本家人比无产阶级少得多了，但是他们确实很有钱；入关人看到美国的人均生活水平很高，入关人要求美国人出钱，美国人是中国人的三分之一，但他们的平均可支配收入是中国人的十倍，他们也的确拿的出钱来。这两种方案，出钱的人人数少但平均资产多。
欧洲人在大殖民时代同时抢劫非洲、美洲和亚洲，这些地方的人比欧洲人还穷，但他们的人口数量是欧洲人的十倍百倍；美国人在现代利用他们铸就的世界秩序抢劫全球，全球平均生活水平远不如美国人，但全球剩下部分的人口是美国人的20倍。这两种方案，出钱的人出不了几个钱，但是他们人数多，以多养少也养的起。
而皇汉向着一群需要吃扶贫补助的，生活在边疆的恶劣环境中，依靠简易农业和外出打工的人出钱，他们不仅仅人数是汉族的十分之一，而且平均生活水平也不高，最多也就和汉族齐平。
这么一对比，我们也就明白了一些道理。什么样的方案才是好方案，什么样的方案则根本没人用。

答案很简单，钱很重要，钱是一切政策的基础，这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就是所谓经济基础。绝大部分人口都是政治冷漠群体，政治团体如何争取政治冷漠群体的支持，能够争取到多少人的支持，决定了一切政治运动的成败。这些只想过日子的日子人，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过上好日子，次一级的愿望是维持现在的安稳日子，谁能满足这两个要求，谁就能得到民心。民心就在经济基础上，而有些人，闹来闹去，也闹不明白这么一个最基本的道理。
中篇完
下篇将揭露皇汉的核心——皇汉到底是什么人？以及他们从形成到消亡的过程。

在上篇中我们分析了皇汉式史观的混淆错误和浅薄，在中篇，我们指出了皇汉政治主张的根本问题——理论再美好，没钱执行也不行。而本篇也是最后一篇，我们将揭露皇汉的核心——皇汉到底是什么人？以及他们从形成到消亡的过程。
@耀光的《保守自由主义论》中提及了一部分皇汉的阶级分析。耀光实际上将入关壬和皇汉都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些观点的持有者以中产阶级汉人男性为主，皇汉这些保守派中的保守派则偏向于小镇做题家上岸的中产阶级。我起初同意耀光的看法，但后来我认为，这种分类方法是不太正确的，对此我提出的观点是——
皇汉的基本盘是学生群体，以高中大学学生为主，附带部分毕业后加入社会生产的人群，但以学生为绝对主体，劳动者为辅。
众所周知，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提出的，马克思所处的年代是大工业年代，无产阶级人口的生活环境非常差劲，童工遍地，义务小学都是一种奢侈的东西，这使得在大工业时代，任何成长到有足够政治意识的人，基本上都已经加入了社会生产，极少部分能够脱产学习，进入大学的人都非富即贵，而他们的意识形态必定是资产阶级占据主流的。到了中国这个道理也一样，五四运动时期的大学生可是金贵得很，劳工环境虽然有所改善但总体上依然糟糕透顶，更何况彼时的中国是买办政权下的半殖民地国家，哪有什么功夫改善劳工权益。这就是阶级分析的漏洞所在，阶级分析忘记了“受抚养人口”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析。
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是用来形容已经加入社会生产的人群的，在那个年代的受抚养人口少之又少，而且如上文所言，他们有政治意识的时候就已经是劳动者了，对一个五岁以下的小孩谈政治，分析婴儿的意识形态当然大可不必。
但，今时不同往日。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现在的中国人口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这意味着新生代人口几乎百分之百有初中学历，至少一半新生人口，在已经产生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年纪，还在学校中，而不是投入了社会生产。这些人的意识形态问题，是传统的阶级分析法没有预料到的问题。但这是否意味着阶级分析法过时了？当然不是，漏掉了这些人是因为这些人口在当时不存在，不代表阶级分析法对这些人口无能为力。
首先，受抚养人口是一个新阶级吗？当然不是，扶养他们的人是什么阶级他们就是什么阶级的从属，无产阶级的父母的孩子是无产阶级的从属，资产阶级父母的孩子是资产阶级的从属。但从属于某个阶级，不代表他们的意识形态等同于这个阶级，一切意识形态都脱离不开实践，受抚养人口的实践和劳动人口的实践完全是两种情况，当然不可能产生近似的意识形态，我们需要分析，这些高文化层次的青少年受扶养人口所处的社会环境特征，以此来确定他们的意识形态产生的渊源。

根据这些人口，包括我本人的生活实践，我归纳出这类人群的四个特点：
脱离群众实际生活，实践经验少，理论经验多，片面强调自由竞争。
其中的部分人，虽然长期浸淫于马克思主义教育中，但完全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非但如此，还由于长期的灌输教育产生逆反心态，这类学生，就为皇汉思维的诞生，提供了思想基础。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在认真听课，认真听课的人也不一定都听懂了。何况，因为教师水平和其他种种因素，也存在老师没讲明白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情况。
在经济基础方面，除了少部分需要依靠打工赚取补贴的穷困学生外，学生群体的主体依靠父母提供的生活费作为经济来源，这个来源的数目因为父母收入的原因有高有低，但因为学生主要依靠食堂和环学校经济带生活，总体上概括为衣食无忧是没有大问题的。而父母如果没有大的收入波动，一般不会克扣子女的生活费，即使有小的收入波动，父母总是倾向于自己节衣缩食。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学生群体拥有类似于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产生类似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社会实践方面，他们每天的活动就是学习理论知识以及玩乐，实践课程不是没有，不过相比理论课程的数目那就少多了。长期呆在学校，缺乏社会实践和观察使得他们中有一部分人目光局限于周边，身边即世界的思维大行其道，而偏偏这个身边洋溢着相当程度的小资气息。文化水平、专业，兴趣爱好等的聚团，又使得小团体对自身理念在人群中的实际支持度高估了。
长期以来的唯分数论，使得学生群体中有很多人片面强调自由竞争。从一个班里而言，听同样的老师上课，教学环境相同，成绩有高有低，这确实是因为自由竞争，有的人更加努力，天赋更好，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静态的平均环境和单一的评价标准不是世间的常态。
以上的这些特点，单独看可能没什么，但要是和皇汉价值观对照起来看，就能明白皇汉为什么变成了皇汉。
由于他们的实践环境，他们能够接触到的少民，只有两个渠道，第一是他们身边的同学；第二就是社会新闻，而且通常是治安类社会新闻。这种接触看似平常，但实际上已经经过了高度筛选。能够上大学并不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尤其对于少数民族人群，他们现在有补助的帮忙，上不起大学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但父母不支持上高中上大学的大有人在。毕竟，不送孩子去义务教育违法，但不考虑孩子的求学愿望，坚持不送孩子去高中大学，目前来说并不犯法。而实际情况是，由于家庭贫穷和父母观念落后，相当一部分少民的孩子没有机会踏入大学乃至于高中的校门。在这个幸存者偏差下，剩下的少民学生，他们的家庭至少是支持他们读书的，而这个时候，“少数民族”似乎就成了完美的特权阶级，只需要享受加分，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代价在哪里呢？代价就是经济落后观念落后导致的人根本没有机会被皇汉们看见。至于第二种，能登上治安类社会新闻的少民，那自然是因为犯事儿被绳之以法的，由于接触且只能接触到这两种少民，这使得皇汉形成了对少民的看法，就是高考坐享加分，平时还喜欢作奸犯科的群体。以这种错误片面的结构观察下来得出的结论，使得皇汉有了反对少民的理由。

由此，我们摸清了皇汉的形成过程，我们来分析皇汉的价值体系、政策主张、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看法背后的根源。
第一部分，有关劳动生产的看法，他们主要有两种看法，这两个看法是互补关系，分别是绝对竞争论和不养懒汉论。他们本质上反映的意识形态基础是趋同的。
绝对竞争论认为，只要给予他们足够公平的环境，任何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最高的成就。这是非常典型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这一点形成的原因就是上文提到过的，学校经济环境的相对稳定和分数评价体系的一维性与努力学习的正相关性。只要努力就能获得一切，乡里的土猪也能拱大城市的白菜，这就是自由主义的“自我以上人人平等”。绝对竞争还会产生部分热爱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副产品，毕竟对于他们而言社达确实是个不错的思潮：以他们的实践经验，的确只有他们吃别人没有别人吃他们。
对自身以上的绝对竞争，对自身以下就表现为不养懒汉论。这同样具有深厚的小资产阶级特点，小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劳动技能谋生，除了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小资产阶级认为没有任何需要补助的理由：大家都有手有腿，你赚不到我这个水平的薪资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套用到学生上也完全成立：大家都有手有脑子，你脑子转不过来难道怪我吗？这两者结合起来，他们追求的就是“公平环境下的自由竞争”。这和他们对民族政策的看法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少数民族人群的加分，破坏了自由竞争，而降分录取之下，诚然导致了一部分少民同学的学习能力不如他们的汉族同学们。因此，他们追求公平，取消加分的主张是可以理解的。
但可以理解的不代表就是正确的。本质上，皇汉追求的公平是静态的形而上公平，因为现实中的政策制定者面对的不是如何在一块水泥地上建造建筑，而是在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环境下，尽可能把这些凹凸抹平了。生产劳动环境和学校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各地自然环境、地理条件的差异、职业的差异、分配制度的差异，所带来的不公平远远超过学校内部的不公平，除开之前提到的没有机会进入大学的人群（无论民族），边疆地区的经济和内地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这些经济差距进一步影响到不同劳动者的家庭环境和能够满足的教育环境，包括能够买多少教辅，提供安静的学习环境，上好的学校等等。等到一个学生作为“同学”站在其他人面前的时候，这些暗中的差异导致的行为习惯是否优良，和他本人的天赋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他成绩的档次。

在现实劳动中，经济水平的差异远超民族的差异，因为民族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阶级是一个经济概念，人首先要吃饭，只有吃饱了的人才有力气上网，有力气谈论自己是什么民族的。这就体现出了皇汉式价值观的第二个部分：轻视经济影响，高估文化影响。
轻经济重文化的特点，我们在中篇已经将皇汉的政策盘过一遍，有显著的只会花钱不会赚钱的特点。文化影响并非不重要，相反文化非常重要。但是，在政治和经济面前，文化就不算什么了。地球是很大，但要拿地球和太阳木星比大小，就太滑稽了。从银行卡里长出来的钱和从食堂里长出来的粮食构成了他们轻视经济的经济基础，而学校本身作为一个文化机构，至少在学校里，文化当然是最重要的。
高估文化的影响力使得他们乐此不疲地拿着他们的半吊子史观向着同样半吊子的学生兜售，这在团体内部或许效果显著，但对整个人群来说，上涉及到历史学专业的从业人员一眼就能看穿他们的破绽，下则是七大婆八大姨的日子人，这些日子人可能会出于亲情假装耐心地听完他们的“布道”，事实上日子人们对不能赚钱的东西的态度是一致的：图一乐。而现实中的布道受阻会使他们进一步趋向于网络活动，在网络上，尤其是知乎上，既没有七大姑八大姨，历史学从业者也懒得和他们较劲，这就双向强化了他们的行为。

除了自以为自己认同马克思的民布派之外，更有趣、更本土化的，我称之为“满犹阴谋论合流派”。这派人已经走向了公开否认马克思主义，攻击马克思和列宁的道路。而攻击的方法则是非常俗套的——攻击马克思和列宁都是犹太人，整个共产主义学说都是犹太人的阴谋。犹太人之所以被欧洲排斥就是因为其犹太教信仰问题，犹太人由于长期散局各地，连语言都不一样，作为一个以信仰为主要认同的民族，一旦不信犹太教，就在宗教、文化上都几乎没有联系了，用种族主义的观点指责犹太人更可笑，犹太人唯一能立即确认的外貌特征就是犹太人一定是黑发，但犹太人是黑发不代表黑发的白人就一定是犹太人。此外就是犹太人聚居社区了。事实上，不去犹太社区，不举行宗教仪式，在大街上走着的犹太人根本是分辨不出来的。这种隐蔽性也就为排犹理论提供了温床，可能潜伏在任何地方的内奸，想想就可怕。而纳粹德国成功排犹的原因是利用政府掌握的居民信息，直接按图索骥抓人才能做到分辨犹太人。因为欧洲的排犹传统，利用犹太人身份来强词夺理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几乎和马克思主义本身一样久远，这种阴谋论实在不值一驳，有趣的在于，这种阴谋论在进入中国之后本土化为皇汉的“满人阴谋论”。仔细想来，可以发现这两种阴谋论的合流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二者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犹太人的文化基本上被当地居民同化，靠语言文字是不能分辨他们的，而满族同样是被汉族同化最为彻底的少数民族，尽管早期历代清朝帝王都注重满汉大防，竭力阻止满族被汉化，结果到了乾隆年间，两次出关回“龙兴之地”祭祀祖先时，他发现就连这些身居关外的最淳朴的满族人都在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那更不用说关内人士了。而叶赫那拉小姐更是整了个大活，直接来了句我不会满文，从此取消了圣旨使用双语书写的惯例，让满语和满文彻底变成了死文字。这就导致时至今日，把满族人和汉族人扔在一起根本区别不出来，也就更加“方便”了“可怕的满族奸细潜伏在我们当中”。这样一来，想要分辨满族，要么靠户籍信息，要么就只能指望那些“基因学家”们了。这是非常急迫的任务，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些“奸细”找出来，他们就会像德国犹太人一样发动“背刺”，为国家和民族带来无穷尽的灾难了，尤其是，皇汉们还深信，他们的政策主张之所以被利维坦无视，是因为利维坦本身已经被奸细们渗透得千疮百孔了，可见，如果把这些阴谋论的主语换成犹太人，这些言论就是一百年前就被吹烂的东西了。阴谋论的原理和诞生、信奉阴谋论的人群画像本身就足够写一篇文章了，在此按下不表，其显著特点也是半桶水晃荡的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