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书卷八十八《地理志四》又记：“淮南路，旧为一路，熙宁五年，分为东、西两路。”
按照《宋史》记载：淮南路基本是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地带，北宋时的淮南东路有十州、二军、三十县，扬州为该地最重要城市及路治所在，其他还有楚州（今淮安）等在《水浒传》中出现过的地方。淮南西路有府一、州七、军二、县三十三，路治在寿春。“州七：庐，蕲，和，舒，濠，光，黄。军二：六安，无为。县三十三。”淮南西路的辖地，大部分在今安徽境内，包括寿春（今寿县）、庐州（今合肥）、舒州（今安庆）、和州、濠州（今凤阳）等地，也包括河南一部分，如光州所属固始等县，今属河南；西部包括今鄂东地区的蕲春、蕲水、广济（今称武穴）、黄梅、罗田等地。
元代地方最高行政区划为行中书省，以下设路、州、府、县等，宋代的“淮南西路”在元代总体属于“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河南行省中并没有直接称为“淮东”“淮西”的路、州，设于行省内的监察、军政机构中则有“淮东道宣慰使司”“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司”“淮西江北道肃政廉访司”等。淮西江北道所辖，据乾隆修《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二，有庐州路（领合肥、梁县、舒县三县，和州、无为、六安三州，三州下辖八县)、安丰路（领寿春、安丰、霍丘、下蔡、蒙城五县，濠州一州，濠州领钟离、定远、怀远三县)、安庆路（领怀宁、宿松、望江、太湖、桐城、潜山六县）。与宋代淮南西路相比，主要的变化是宋代的蕲州所领地区（今属湖北东部地区的蕲春等县）被划出去。可见，由宋元时期，“淮西”的范围大体固定，主要指江淮之间的今属安徽的地区，西起淮河上游，东抵今洪泽湖西一线。
明代的行政区划既没有“淮西路”，也没有“淮西道”，宋元属于淮西的地区，在明代直隶于南京(南直隶)。明代将宋元“淮西”之地划归凤阳府、庐州府和安庆府管辖。据乾隆修《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二，凤阳府所辖相当于元代安丰路，领六县、五州（五州领七县）。府治凤阳为元代濠州，所辖六县为凤阳、临淮、怀远、定远、五河、虹县，五州为寿州、泗州、颍州、宿州、亳州。庐州府，所辖相当于元代庐州路，领合肥、舒城、庐江三县，无为（领巢县）、六安（领英山、霍山二县）二州。安庆府，所辖相当于元代安庆路，领怀宁、桐城、潜山、太湖、宿松、望江六县。
《水浒传》这类起初流行于民间的故事，不需要讲述者进行多么精确的历史考据，但它展开发生于“淮西”的故事时，应当多多少少采用上文所列举的一些具体地名，以造成事件确实发生于“淮西”的感觉。当它变成书面文学作品时，需要提升这方面的精确性，除非它预先将易患考据癖的知识分子完全排除在自己的读者之外。
《水浒志传评林》“征王庆”故事中一再提及“淮西地面”，但从未正面说明“淮西地面”的具体范围。作者想象中的“淮西”、是否与历史上的“淮西”大体吻合，需要从小说里寻找线索。
小说对王庆活动范围的交代，比较明确地见于第八十七回，该回叙蔡京、高与童贯商议保举宋江等前去平定王庆，借三人对话概略交代王庆造反的前因后果：
童贯曰：“下官院里昨日连接得四五封告急文书，皆申说王庆掠了淮西一派一十七座军州，自称秦王，建号兴国，为患不小。……不如趁此事，太尉与蔡太师商议，同举保前去收复王庆，也有一年光景。此计如何？”高听罢，对蔡太师与童贯曰：“不想王庆三年前因恼了我，被我寻事罪他，发配李州牢官。谁知今日来如此大弄！”

第八十八回至第九十回，详叙王庆造反经过之后，对整个形势进行总结：王庆占领秦州，“称为秦王，建号兴国，分遣众将，占了淮西一路城池。虽则官军屡与他对敌，不能取胜，王庆自料宋朝没有对手，乘势侵占河南，地方官军抵敌不过，以致告急文书雪片奏来”。并借蔡京之口再次强调形势危急：“今有淮西王庆作乱，占去一十七座军州，比田虎之恶胜过十倍，今过河南地方。”
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作者叙述的王庆造反有两个关键地点——一是造反的爆发点李州，一是造反势力的核心区秦州。弄清这两个地点在何处，才可大体推测出作者心目中的“淮西”究竟在哪里，从而对作者的知识体系、写作才能、作品的艺术特点等问题进行评判。
“李州”这一地名极为罕见，宋元明三代，并无称为“李州”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它可能只是作者虚构出来的地名，只能通过对作品的梳理，把这一地点放到历史的版图上。第八十八回叙王庆得罪高休，开封府尹承高休之意，“将王庆决杖二十，刺配淮西李州牢城安置”，这里说从东京到李州有一千里路。王庆在距李州五百里处死了儿子，而后出现了路途第一个地名“路口镇”。王庆在路口镇结识镇尉司都头龚端，龚端托王庆带信给其弟龚正。龚正在“属永州界”的“四路镇”开酒店，王庆在此得龚正金钱资助。离开四路镇，“行了三十里”，被地痞黄达追赶，摆脱黄达后，与随行两公人“走上五十里，来到李州安下”可见由四路镇再行百里左右即可到达李州。这一路，除了“永州”，并未出现府、州、县级的地名，只有“路口镇”“四路镇”之类小地名。
《水浒志传评林》下文叙述王庆逃亡、造反过程，又数次提到“永州”。小说第八十九回的回目是“王庆打死张太尉，夜走永州遇李杰”，正文中说，“这王庆起出城外，望东而走，一日一夜，约走二百余里，到永镇城”，似永镇城即回目中的“永州”。王庆造反之后，又“令人去永州镇上请龚端、龚正兄弟二人”，提及二人曾陷入“永州牢城”。可见，书中永州、永镇城、永州镇所指为一。然而“永州”作为地名，最常见的是指湖南永州。宋元明数代，淮河流域并无县级以上地区称为“永州”，能与“永州”地名有所牵涉的，倒是位于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结合处的河南“永城”。永城在宋元明俱为县，但它位于淮北之北，不属于淮西范围。王庆杀官造反始于李州，而真正的“大弄”则是在小说中提到的另一个重要地点“镇阳县”。王庆在李州牢城，杀死兵马提辖张世开，向东逃亡到“永州”，又辗转经过“吴太公庄”、四路镇，到达“镇阳县”，托庇于姨兄范全，娶了出身于镇阳县豪强之家的段三娘。其后火并镇阳县南五十余里的红桃山强人，招兵买马，进而占领秦州，僭号称王。
《水浒志传评林》提及的一系列地名，唯“镇阳县”可以提供一些信息，使读者可以模糊地看到作者想象中“淮西”的方位。第八十九回中，小说有一段含混的描写，似乎王庆一度想经过淮河浮桥逃往别处，在这里首度出现“镇阳县”地名，并出现了两个信息明确的地名“淮河”和“淮安州”，可以作为定位“镇阳县”的参照：
一日来到淮西地界，到一所林子，王庆入去歇脚。只听得林子边亦有一人歇脚，那人见王庆来曰：“尊兄从那里来？”王庆曰：“从京师来，要去淮安州下文字。”那人曰：“尊兄生得长大，面上又有金印，恐难过淮河浮桥。”王庆曰：“如何过不得？”那人曰：“桥上有一百五十人守把……”
后文紧接着交代，王庆的姨兄、“在镇阳县做院子”的范全就住在浮桥边上，可见小说提到的“镇阳县”就在淮河边上，在淮河的对岸是淮安州。文中“一日来到淮西地界”提示读者，这里写到的镇阳县，正属淮西。由此也将镇阳附近的红桃山、秦州等地，纳入“淮西地界”。
宋元明数代，淮河流域并没有“镇阳县”，笔者推测小说里的“镇阳县”，可能是由“正阳关”“正阳镇”而来。正阳关位于淮水之南的寿州，清康熙修《江南通志》①卷七十九载：“正阳关，在正阳镇，明成化元年始立。”它是明代重要的榷关《江南通志》卷二十八载：“正阳关，寿州西南，亦榷课之所，一名东正阳，与颖上县之西正阳夹淮相对。”正阳关在明代颇有名气，《水浒志传评林》“镇阳县”有可能即是据传闻而写，小说提及镇阳县有“东镇市”和“西阳镇”，似乎也跟正阳关分东正阳、西正阳相类。不过，如果这“镇阳县”确以“正阳关”为原型的话，那与之相关的府州不当是“淮安”，倒是“淮南”，即寿州——旧时淮南王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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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上文所引第八十八回中说：“王庆自料宋朝没有对手，乘势侵占河南”“河南”一语也暴露了作者的写作年代和对“淮西”的认识。宋代（北宋）京城开封左右，分别为“京东路”与“京西路”，无所谓“河南”的说法；元代将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广大地区划为“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如果硬要简称为“河南”的话，那元代的淮西也包括在“河南”之内。而作者的意思，显然是说王庆占领淮西之后，又继续侵夺属于“河南”的地方。这种说法，其“河南”一词，所指范围大体等于今之河南省，而这恰恰是明代的情况。明代设两京十三司（布政司），十三司中的“河南”正在“淮西”北面。“河南”一词，属于明代的用法。
显然，《水浒志传评林》在叙述王庆出身、造反过程时，对“淮西”的描写十分含混，但大体可以得出模糊的印象：小说里的淮西，在汴梁之南，淮河附近。但《水浒志传评林》转入对宋江平叛过程的描写之后，出现了令人惊异的现象，小说暗示淮西位于汴梁之西，甚至位于整个宋朝的西陲。第九十回写朝廷封宋江为“征西大将军”，这一官职已经点出作者对淮西地理位置的改变。第九十二回，回前诗感慨宋江军队与王庆军队相峙，有“将军未得封侯印，西地兵疲亦可哀”之句第九十三回，宋徽宗下诏褒奖宋江军队，其中指责淮西王庆“外据边陲”，又表彰宋江“灵旗西指”。这里就与前文所叙淮西之地在汴梁以南矛盾。
随着宋江征伐王庆故事的展开，小说地理位置描述上的混乱进一步加剧。在较前的部分，小说描述的“西陲”指的是西南、西川。第九十一回王庆政权的汪太史说：“臣夜观乾象，见西南旺气冲天，各处将星散乱，唯有罡星明朗，正应淮西分野。”第九十三回回前诗有“将军承命出西川”之句，第九十回正文叙宋江率军出发，水陆并进，水路是“撑驾往川江进发”。“川江”一词通常指长江的四川段，与“西南”、“西川”照应。
小说在王庆结局的叙述中，却又指出王庆势力在西北秦陇一带。小说第九十五回叙述争夺王庆巢穴秦州时，吴用曾说：“秦州后面接连胡朔，去沙漠不远。倘我军并入其地，逼得紧急，王庆走入胡地，为患不小。”第九十六回，王庆战况不利，其手下也劝他投奔“胡朔”：“主公勿忧，今日跳出龙潭虎窟之中，前去胡朔一望之地，投胡主借兵，再来报仇，复兴王业。”，这又是说“淮西”在西北！其实，《水浒志传评林》征王庆故事之初，说王庆占据“秦州”时，就埋下了这种把“淮西”与西北连为一体的混乱。从第九十一回起，小说叙述宋江方面一路作战，先后攻破吕梁关、石祁城、梁州、洮阳、红桃山、秦州，其中梁州、秦州、洮阳均与西北秦陇之地相关。梁州属《禹贡》所列九州之一，作为行政区划意义的梁州，治所在陕西汉中；洮阳郡设于后周武帝时，在黄河上游洮河流域；秦州为今甘肃天水市，宋、元、明数代均有“秦州”这一行政区划，北宋后期秦凤路治所即在秦州。除了西川、秦陇两地之外，《水浒志传评林》征王庆部分偶然提及的其他地名也增加了混乱，如叙“西川”地区征战时提及“越江口”,叙西北地区征战时提及“吕梁关”,都带来更加混乱的地理方位暗
总之,细察《水浒志传评林》征王庆故事，可以断定它不是宋元旧有水浒故事的子遗而被重新收人简本之中。它在地理方位描述上的极度混乱，极可能是因为这一故事的編造者杂取多种征战小说而致。在较前部分、编造者仍依《水許传》屏风御书四大寇“淮西王庆”之名而敷衍，表明王庆故事发生在淮河流域，但方位模糊、避开了明代所称“淮西”的核心区濠州(风阳)，在虚构后续故事时，因《三国志演义》的影响，不自觉地将故事地理背景搬到”西川”，又受狄青、杨家将等故事的影响，将征王庆的背景拉入北方地区。

精品贴

一定要更完呀，这样的精品太少了

彩！

《水浒全传》“征王庆”故事中的地理描述
：
杨定见等人作为具有较高文学修养的士人，自然无法忍受简本“征王庆”故事的混乱粗疏。《水浒全传》的征王庆故事，沿用了简本中王庆一方主要人员的名字，王庆一伙活动的地域则完全重新安排。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水浒全传》除了在故事开头称王庆一伙在“淮西”之外，此后所有具体地名都与淮西无关。小说发生的背景主要是宋时的京西路，也涉及荆湖北路等地。
《水浒全传》征王庆故事始于第一百零一回。此回武学谕罗首先向徽宗揭露蔡京等人欺瞒君上，直陈“王庆作乱淮西”，“通共占据八座军州，八十六县”。后文又提及王庆已打破宛州，邻近“神京”。朝廷即令宋江等自河东（山西）威胜州向南行军，前去平定王庆。
《水浒全传》叙王庆起事的前因，大体与《水浒志传评林》相同。但书中所叙地点、却完全不同。书叙王庆被刺配“淮西”，具体地点却是“西京管下陕州牢城”。王庆从东京出发，一路经过嵩山、北山、新安县，到达陕州。新安县在洛阳西，陕州为今河南三门峡市——作者所叙，是由东向西的线路，而这些地方在宋代均属于“京西路”。
继之、王庆的造反过程是：王庆因不堪忍受张世开的欺压，愤而杀人、之后向南逃亡，到了房州躲藏起来，事发后占山为王、夺取了房州，“占据房州为巢穴”，紧接着打破了附近的上津、竹山、郧乡三县，又打破了南丰府，顺势南下，攻破了荆南城，三四年间、占据宋朝六座军州，王庆遂于南丰城内僭号改元，至宣和五年春、王庆又攻破了“云安军”和“宛州”
最后王庆占了整整八座军州，那八州分别是：南丰、荆南、山南、宛州、西京、云安、安德、东川。
这八州所属州县共八十六处。
梁山征讨王庆的全过程如下：
首战、宋江一方攻打“宛州”，次战、攻下“山南”，两战过后、宋江一方开始分兵，由卢俊义领兵攻下“西京”、宋江领军攻破“荆南”，卢俊义即克西京、领军南下与宋江会合攻下荆南。
宋江一方再攻下了王庆的老巢“南丰”，王庆欲逃至“云安”，逃跑路上还对手下说【寡人尚有云安、安德、东川三座城池，岂不是江东虽小、亦足称王？】
但是到了云安后，此城已被梁山水军头领李俊收复，王庆遂又欲逃往东川，最后在“云安下属开州”的“清江”边被李俊擒获，王庆势力仅剩的“安德”、“东川”两座城池由已被李俊招降的王庆部将胡俊招抚，归降于了朝廷。

南丰，王庆的国都城，此地为今湖北十堰，南丰之名来自于唐初设立的南丰州，在今湖北省西北部，《明一统志》卷六十记载：“郧阳府，唐初置南丰州，寻省州而以县属浙川，寻又更为均州、县属焉，宋初属武当军节度，元初复为郧县，属均州、本朝初，随州属襄阳府，成化中升为郧阳府，领郧县、房县、竹山、上津、竹溪等七县。”
水浒里王庆早年就是在房州发家，之后攻打了上津县、竹山县、郧县三地，这三个县城都是明朝郧阳府的下辖县属地，《水浒传》里的王庆乃四大寇之一、称霸淮西，“南丰”为其国都，此地现实中是地处今湖北省西北部的十堰市，明朝的郧阳府，郧阳府之设立、远在北宋末年几百年后的明朝成化初年，水浒作者用郧阳府的古称“南丰”来称呼此地，也是《水浒传》中地理概念常见的一种表达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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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州，即今河南南阳，南阳、宛均为古已有之的旧称，《明一统志》卷三十记载：“唐初于南阳县置宛州，寻罢，五代置宋因之，金置申州，元升为南阳府，本朝因之，领州三县十一。”
在宋代、南阳属京西路，《宋史》卷八十五载：今河南南阳地区、当时属邓州，而今南阳地区的治所仅为邓州的中下县，《水浒传》里称南阳为宛州、系有意采用古称，以免读者读到过多的“当代”地名，至于把宛州当作大城坚城来描写、当是受到明代政区影响，围绕着宛州之战、《水浒传》里出现了“方城山”、“鲁州”、“襄州”等十几个地名，它们的确都在南阳附近，唯“鲁州”当作“鲁山”、“襄州”宜作“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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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按照书中所述，不难可以推断出此地就是今天的湖北省襄阳市，书里称此地有“隆中山”、又临“汉江”，皆可证明这一点，书中将襄阳称为“山南”，是因为在隋唐时期这里为【山南道行台】和【山南东道】治所
《宋史》卷八十五记载、此地在北宋属于京西路：“襄阳府，望，襄阳郡，山南东道节度，本襄州，宣和元年，升为府。”
此地在宋代、明代均叫“襄阳府”，但水浒作者却用其古称“山南”来称呼此地，这本质上不符合常理，但却可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作者如此设计未必不是有意而为之，这样干可以避免明代读者认为作者不懂旧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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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京，今河南洛阳，宋代时就定为西京，北宋四京之一，水浒里梁山征讨王庆在攻打西京之战中先后提到过周边的“宝丰”、“伊阙山”等地，的确符合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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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南，今湖北省荆州市治所所在，宋时属荆湖北路，《明一统志》卷六十二记载：“宋置荆湖北路，淳熙初改曰荆南府，寻复为江陵府。元改江陵路，天历初改中兴路，本朝改为荆州府，领州二、县十一。”
《宋史》卷八十八记载：“（荆湖）北路府二，……江陵府，次府，江陵郡江南节度，旧领荆湖北路兵马钤辖兼提举本路及施夔州兵马巡检事。”
《水浒传》里称其为“江陵”或“江陵府”，更符合北宋实际，但即然明代荆州府首县之名为“江陵”，取“荆南”则似给读者一种“前代地名”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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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安军，宋代本身的确就有此地区划，治所在今重庆市云阳县和奉节县，至于“东川”和“安德”则是在今四川南充、阆中之地
《明一统志》卷六十八谓南充之地：“宋初以州隶梓州路，宝庆间升顺庆府，元置东川府、又改为顺庆路，本朝改顺庆府。”
《清一统志》卷二九七记载：“阆中，乾德四年改安德军节度，属利州路，绍兴十四年属利州东路，元初立东川路，至元十三年升为保宁府。”
《水浒传》里的“东川”一称，主要是依据元时建制。

修改后的地理位置逻辑还是很奇怪。占据鄂西北之后最便捷的发展方向肯定是往南向江汉平原乃至洞庭湖扩张，但书中向西未取得宜昌的情况下竟然占据了万州，广元甚至遂宁，从陆路来说十堰到万州从古到今一般都会绕境陕西安康，水路沿长江逆流而上更是很难做到。所以给人感觉这段并不是熟悉川鄂地理之人所作，作者更像是了解一些地理知识拼凑起来的人。

王庆这小子还挺神奇的，好像是唯一一个把发家史都写出来的，田虎方腊都没有🤔

由此可见，《水浒全传》征王庆故事的地理描述迥异于《水浒志传评林》等简本。
首先，它注重对路、州、县之类地名的交代，能够使读者对整个战争发生的地点有清晰的认识。其次，这些地名确有所据，不是随意捏造的，因为宋、明地名有较多重复，作者为了避免读者以为描述失实，在宋、明地名重复的情况下，为避免读者认为作者不考古籍而误用当代地名，故而有意违背历史，不采用宋时地名，而改用宋前古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故事发生发展的各地点之间有合乎逻辑的关系，完全不像《水浒志传评林》那样混乱无序。
王庆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南逃，进入房县（属湖北十堰市)起事、而后占据南丰府（今湖北十堰市），此地为秦岭余脉，易守难攻，故将其作为根据地。而后扩展势力范围，进入江汉平原，向南攻下山南（今襄阳市）、荆南府（今荆州市）；由南阳盆地北上，攻下宛州（今河南南阳），围攻西京（洛阳）。而宋江一方由河东（今山西）南下，渡过黄河后随即分兵，一路向东解西京之围，一路南下攻克宛州、山南、荆南，清除外围势力，而后集中力量攻击王庆的根据地南丰府。王庆势蹙，被迫经长江、清江等通道向云安、安德（今四川、重庆）等偏远地区转移。
这种清晰而合乎逻辑的战略态势表述，是简本系统的《水浒志传评林》无法企及的。

《水浒全传》改换地点的用意及其素材来源
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水浒全传》将征“淮西王庆”的故事背景移挪到宋时与淮西毫不相干的京西路、荆湖北路甚至成、梓、利、夔诸路？
粗疏拙笨如《水浒志传评林》，在描述“淮西”时，尚且出现了“淮河”、“淮安”等相关地名。以《水浒全传》反映的对历代地理沿革的熟悉程度而言，可以完全排除杨定见等人误以京西为淮西的可能。
明知应当把王庆故事置于淮西的背景下叙述，而改为置于京西等地。类似的改换地点情况，在《水浒全传》里已有先例。
征王庆之前的征田虎故事，应是发生在“河北”——宋时的河北路，即今之山东、河南省北部和今北京以南的河北省部分。《水浒志传评林》等简本虽然对地理位置描述混乱，但仍强调故事发生在“河北”。《水浒全传》则完全把故事的背景移入宋时的河东路，即今山西一带。其原因，既为避免重复叙述河北之事，也为增加故事逻辑上的可能性。
《水浒传》繁本在梁山众人大聚义之前，已多次叙及河北发生的故事，比如：林冲曾于沧州牢城服刑、杨志与索超大名府（宋之北京）争功、柴进招邀武松和宋江、救卢俊义而攻打大名府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简本附会插增的“河北田虎”故事中、田虎势力被极度夸大，俨然如同江南方腊，跨州连郡、称王僭号。
而繁本旧有的“征辽”故事中，宋江从汴京出发北伐，直抵辽国南京幽州（即今北京），北进南还，所经之地、都是“河北”。既然这样，河北一带根本就不应当存在一个连州跨郡、僭王称号的田虎势力。如果存在的话，宋江须先行消灭这股势力才能打通北伐通道，而不是战胜辽国、班师之后，再北上河北去消灭田虎。要解决这一矛盾，《水浒全传》径直把河北田虎改成河东田虎。
但是，《水浒全传》循名求实，把“淮西王庆”的故事安排在淮西，却不存在重复、矛盾之虞。在插增的“征王庆”故事之前，仅有宋江从江州脱身、报复黄文炳“智取无为军”的故事发生于淮河流域，再虚构出王庆在淮西坐大的故事，完全没有与前后故事重复、矛盾之处。
这就说明，改换简本“征王庆”故事的发生地点，其原因不同于改变“征田虎”故事的发生地点。合理的解释是、这种安排出于政治上避讳的目的。
明人徐祯卿《剪胜野闻》中载：“太祖尝于上元夜微行。京师时俗好为隐语相猜以为戏，乃画一妇人赤脚怀西瓜，众哗然。帝就视，因喻其旨（原注：谓淮西妇人好大脚也），甚衔之。明日，命军士大僇居民，空其室，盖马后祖贯淮西，故云。”①这一记载或许仅系捕风捉影的传闻，却能说明“淮西”一语作为宋元遗留下来的地域称呼，仍流行于明代官府民间。嘉靖间，明初武定侯郭英之后郭勋刊行《英烈传》叙明太祖出身濠州，也说这里属于“淮西”：“且说淮西濠州，就是而今凤阳府，好一座城池。”(第四回《真明主应瑞濠梁》)叙郭子兴占据濠州，“掠淮西一带郡县”（第八回《郭光卿起义滁州》），仍称“淮西”。可见，“淮西”旧称在明朝中后期依然流行。按宋元遗留下来的地域划分，朱元璋本人出身“淮西”，众多从龙功臣出身也属“淮西”，即历史学家所称的“淮西勋贵集团”。
明初的文字狱极为残酷，为明代士人留下深重的心理阴影。明中后期以还，朝廷的控制有所松动，然而、假设《水浒全传》径直将“淮西王庆”的故事置于以濠州为中心的淮西展开，虚构一系列出身于淮西的“贼寇”，描写他们抢夺杀戮的行径，其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易于引起与明初淮西功勋集团相关的联想，被指认为有意影射。这应当是《水浒全传》完全避开淮西，将征王庆故事移置于京西地的原因。

在这里，不难体会到杨定见等谙熟本朝故实的士人的政治敏感性——《水浒志传评林》等简本征王庆故事的编写者显然是一位陋儒，他或许也意识到需要避讳，但至少避讳得不够彻底。《水浒全传》叙写了众多大规模军事行动，包括百回繁本既有的打高俅、童贯、征辽、征方腊，以及改写简本而来的征田虎、征王庆。其中以征王庆故事的“可信度”最高，它多少能留心军事常识，在地理描述方面，没有出现双方数十万人马团在一小片战场的情景，军队的行动有迹可循，有理可据。这固然得益于杨定见等改写者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从种种迹象看、明成化年间发生的荆襄流民大起义也为杨定见等的改写提供了索材。
流民起义的过程，清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八《平郧阳盗》言之甚详。这场起义的核心区郧阳（今湖北十堰市），明初属襄阳府（府治在今湖北襄阳市）管辖。郧阳地区处于秦岭余脉，山多林密，元末即有“流贼作乱”。明太祖时，下令“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而此地错处湖北、河南、陕西之间，“又多旷土”，因此一直有流民不断迁入。成化元年(1465)三月，流民首领刘通（刘千斤）联合石龙（石和尚）等，在房县大木厂立黄旗聚众起义，“伪号汉，建元德胜。伪署将军元帅，以石和尚为谋主，刘长子、苗龙、苗虎为羽翼，众至数万，劫襄（今湖北襄阳）、邓（今河南邓州）境”。次年，明廷遣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在房县击败流民军，生擒刘通；石龙率余部逃至鄂西、川东一带，“焚劫四川大昌县，杀夔州通判王祯”，是年冬也被擒身死。白圭扑灭起义后，处理流民不当，引起激烈反抗。成化
六年(1470)，刘通余部李原（李胡子）与小王洪、王彪为首的流民再次起义。李原“专往来南漳、内乡、渭南间，复倡流民为乱，伪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号，官军屡捕不获，荆、襄、南阳为之骚然”。明廷遣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于次年十一月平定起义。鉴于流民起义旋灭旋生的情况，明廷于成化十二年(1476)命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将郧阳等县自襄阳府分出，设置郧阳府，采取各种措施安抚流民，使这一地区获得安定。
《水浒全传》书中描述的王庆势力范围，主要涉及湖北西北部、中部、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东部（今属重庆），与荆襄流民起义范围高度一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庆起事的地点是“房州”（今湖北十堰市房县)，也与荆襄流民起义的历史过程相符。历史上是河南西华县人刘通（刘千斤）逃通进入房县起事，小说中是汴梁人王庆从陕州（今三门峡市）逃亡房县起事。房县僻处深山，向来不起眼，在通俗小说中也只有《反唐演义全传》([清]如莲居士)叙及唐中宗李显（被废为庐陵王时曾幽居房县)复位事时提及其地。
《水浒全传》虚构王庆故事，大量篇幅围绕房县展开，或许是受荆襄流民起义历史的影响。扑灭起义后，明廷为善后，设郧阳府、以郧县（今湖北十堰市郧阳区）为府治，说明郧县便于掌控整个郧阳地区，这大概是《水浒全传》始终将王庆的根据地定为“南丰”（郧县）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