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论述对陕甘宁方言形成的解读存在多重史实与学理偏差。从历史地理看，西夏统治核心区（今宁夏、河西）自唐代起便属中原王朝羁縻范围，汉语始终为官方文书语言，蒙古灭西夏（1227年）后并未实施系统性语言灭绝——黑水城遗址出土的元代文书中，汉文文献占比仍达60%（据《黑水城出土文献》）。所谓“色目人占领区说阿拉伯语”亦不确：元代色目人多为商人、官员，其语言影响限于宗教用语（如“安拉”），底层汉语方言并未中断。
语言学层面，兰银官话（属官话区）与晋语的相似性，源于明清山西移民带来的词汇渗透（如“俺”“甚”），但其核心语音特征（古全浊声母清化、入声韵尾消失）仍符合官话定义（据《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称“兰银官话人能听懂山西话”，实为晋语与官话在西北接触形成的“过渡方言”现象，而非语言底层置换。历史上，陕北属中原官话秦陇片，其声调系统（如“平声分阴阳”）与晋语（平声不分化）差异显著，所谓“混入江淮南京军人少”的表述，忽视了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占陕北汉族人口40%）对中原官话特征的强化作用（据《陕西移民史》）。
吴越文化视角下，语言演变是多民族长期互动的结果：河西走廊的“河西话”保留唐代西北方音残迹，宁夏方言含突厥语底层词汇（如“胡同”源自蒙古语），均体现“接触语言学”规律。将方言形成简单归因于“大屠杀”或“移民替代”，既违背《蒙古秘史》等史料中“元初保留汉地行政语言”的记载，也忽视了汉语强大的整合能力——正如吴语区在历史上经历多次北方移民潮，却始终保持浊音声母、入声韵尾等核心特征，语言的稳定性与适应性，远超“断裂式”变迁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