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是一回事，维持则是另一回事了，有兴趣可以看看图里这本书，如果有更进一步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詹姆斯c斯科特的书
从别的视角来探究也是可以，比如如何避免人们互相指责，如何避免沉默螺旋等等。下面这段内容摘自《模仿欲望》，一本可以说总结并介绍了学者勒内·基拉尔理论的科普书籍：
在对历史的研究中，基拉尔发现，人类一次又一次地转向献祭，用以阻止模仿性冲突的蔓延。当社会受到混乱的威胁时，他们用暴力来驱赶暴力。他们会驱逐或摧毁一个被选中的人或团体，而这一行动会有效防止更广泛的暴力。基拉尔把这种现象发生的原理称为替罪羊机制。
他发现，替罪羊机制将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变成了所有人反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战争。它带来了暂时的和平，因为在人们刚刚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到一只替罪羊身上之后，会暂时忘记他们的模仿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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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是危险的模仿。
做出第一个指责是最难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根据。只有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才会指责一个人做了真正可怕的事情。但在极端恐惧或混乱的情况下，标准就会改变。一个人在战争地带会比在秩序井然的教室里更容易呈现出邪恶犯罪者的样子。
第一个指控，即使是完全错误的指控，也会改变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它影响了一个人的记忆和对新事件的态度。而每一个新的指控，都有更多的模仿对象。已有指控的数量说明了为什么第二个指控比第一个容易，第三个比第二个容易，第四个比第三个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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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知道的人权发展，部分源于对任何人在适当情况下都可能成为替罪羊的间接承认。在约有7500万人死于二战后，联合国发布了《世界人权宣言》，保护适用于所有人的基本人权，它被翻译成500多种语言和方言。《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战争期间的无辜受害者数量惊人。
这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权力的平衡。以前，大多数受害者完全无力为自己辩护。而在今天，没有人能比被认定为受害者的人具有更大的文化影响力。仿佛地球磁场的两极发生了变化，就像每隔几十万年就会发生的那样。替罪羊机制已经被彻底颠覆，以至出现了某种反向的替罪羊机制，即当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被确认为受到了残酷的对待时，在这个人周围便会涌起一股支持的浪潮。
最初的替罪羊机制从混乱中带来了秩序，但这种秩序依赖于暴力。而反向的机制则从秩序中带来了混乱。这种混乱是为了撼动以暴力为前提的“有序”系统，直到能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改变它。2020年5月的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很明显，为受害者辩护是一件好事。但同时，它也带来了新的危险。古代宗教中的替罪羊仪式是实用性的，也就是说，它们能够被用来实现或解决某个问题。同样，为受害者辩护也可以被用于实用的目的。詹姆斯·G.威廉姆斯在为基拉尔最知名的作品之一《我看见撒旦像闪电一样坠落》所写的前言中，试图总结基拉尔在这一点上的思想。“受害者主义利用关心受害者的意识形态来获得政治、经济或精神力量，”他写道，“人们声称自己是受害者，以此来获得优势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受害者现在有能力自己选择新的替罪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