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京剧界误传的“掌故”

　举一件由不少京剧界专业演员传说过的故事：在清代末年，宫中演戏，曾经有过一次汪桂芬反串老旦，与龚云甫合演《双滑油山游六殿》，两个老旦同时唱。唱完之后，龚云甫埋怨琴师陆五：“你怎么不给我托腔，反而跟着汪桂芬跑？”陆五回答：“我在场上只听见汪桂芬的唱，听不见您唱。”
　这个故事中心意思是要说明龚云甫是人人皆知的好嗓子，可是和汪桂芬同唱就到了听不见的程度，那么汪的嗓子有多好就可想而知了。我本来对这个故事没有怀疑，因为从前戏班的确有过这样的事，我也看过，例如在第一舞台义务戏梅尚程荀加上王幼卿、小翠花演《五花洞》；还看过李万春、刘宗杨、张云溪、杨盛春演《四白水滩》有四个十一郎同时耍下场。所以我觉得汪桂芬、龚云甫合演《双滑油山》是完全可能的，并无意去考证。
　由于十年前集体编写《中国京剧史》第一册，我担任清代宫中乱弹戏的发展一章，为此翻阅了清代升平署全部各项档案，顺便更正了一些大大小小的误传，其中之一就是这个故事。据档案载：汪桂芬于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一日挑进升平署当教习，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二日病故。在此期间"日记档"记载着每一次的戏码，汪未演过老旦戏。至于龚经常演的都是零碎角，从来未演过主角老旦戏，并且有时还演过《击鼓骂曹》的旗牌。当时在升平署演正工主角老旦是熊连喜，其次是周长顺，还轮不到龚。
　再纠正一件大事的误传：过去戏曲史的研究者，一般认为昆腔在乾隆以后就没落了，以至对于乱弹完全成熟的时代估计过早，这个结论直接影响《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
　此书第186页有这样的话：“乾隆末年，昆剧在南方虽仍占优势，但在北方却不得不让位给后来兴起的其他声腔剧种。”
　第187页：“嘉庆末年，北京已无纯昆腔的戏班”。
　但据升平署档案载：同治二年至五年，由升平署批准成立在北京的戏班共有17个，其中有8个纯昆腔戏班、2个昆弋戏班，2个秦腔戏班，2个琴腔戏班，3个未注明某种腔的戏班，各领班人所具甘结都完好的存在，总之昆腔戏班在同治年间仍然占绝对优势。
　据光绪三年的各领班所具甘结，北京共有13个戏班，其中有5个纯昆腔戏班，比同治年减少一些，但和同时其他剧种相比，仍占优势。当时宫中演戏和北京各戏班演戏的情况，反映乱弹逐渐上升，昆弋逐渐减少，宫中和民间戏班基本上同步，昆弋让位给乱弹，不是乾嘉年代，确切的时代是光绪末年才达到北京已没有纯昆腔戏班的情况，幸喜有档案可据，相差百年，得以纠正，不然的话，结论已载入大百科全书误传就成为信史了。

　误传的琐碎事就更多了，例如《中国京剧》1997年1期有两位作者也是听了误传，在《慈禧太后看戏论赏罚》一文中说：“青衣行当的时小福与孙怡云扮演的天官最为拿手，经常获得赏银，就连他们勾脸的王楞仙也因此而跟着沾光，王瑶卿扮演的天官也十分精彩……”按天官这个角色是老生扮演，不论在宫中还是民间戏班，演“天官赐福”的天官都是老生，不勾脸。
　又一段原文：“有一些内廷供奉很少得到赏银，例如演丑角的王福寿……”按当时被挑选进入升平署当差的演员在编制上有“教习”和“学生”两等职称，例如谭鑫培、汪桂芬是教习，杨小楼、王瑶卿就是学生，没有“供奉”这个名称。王福寿是武生兼老生，不是丑角。
　又一段：“如果真出了毛病，轻则打竹杆子或者扣罚薪俸三个月，重则如果遇到她心里不高兴，就会有掉脑袋的危险。”按升平署档案中有一种“日记档”逐日记载(凡皇帝或太后关于演戏有什么指示都有记载)，举两个例子：“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十日，总管马得安传旨：凡孙菊仙承应，词调不允稍减，莫违。钦此。”“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二日高福云传旨：有昆腔轴子，不准唱混涂了，如果再唱混涂了，降不是，特传。钦此。”
　我听老先生们说过，孙菊仙唱戏，他有时不高兴，一大段唱减词减腔一撂就过去了，这是他的不好习惯，这种错误也不过受到指责而已。至于昆腔轴子唱混涂了，是指皮黄戏班演昆腔戏，有一种所谓“甩着唱”的不好习惯，尤其武戏遇见身段多的地方，干脆只吹不唱。这种错误也是警告而已，并没有什么惩罚，至于掉脑袋的危险更没有了。
　又一段：“王瑶卿在家中排行老大，所以慈禧太后就御赐给他一个名字叫王大。后来还有几位著名演员被太后老佛爷恩赐封为‘御戏子’，他们是谭鑫培、王瑶卿、陈德霖、杨小楼等。”按当时的奖赏，从“日记档”得知只是赏银或赏物，对于某人的某戏演的十分满意时就口头上嘉奖，“日记档”也都照载不误，只是未见有赐名赐封的记载。我认为既然口头嘉奖都有记载，如果有赐名赐封的事不会不记，所以应该说没有赐封赐名的事。
　赏银的数目，每人1两至10两多少不等，最多是20两，叫作大赏，偶然也有破例的时候，如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八日，颐乐殿承应，10出戏内有谭鑫培、杨小楼的《连营寨》，原注“永喜交下赏《连营寨》银260两。”20日又演《连营寨》又赏银340两，这是特殊的赏赐。
　下面的一段误传，即《票友名家连环套》一文，邓先生对我的表演给予很高的评价，我实在是惭愧不敢当，并感谢邓先生的鼓励。但其中有一段误传的故事我不得不提出更正。
　原文是：“说来还有个故事：旧时有些京剧艺人思想保守，不肯将自己艺术传给外人，怕抢了自己的饭碗。杨小楼便是其一。他的外孙刘宗杨向外祖父学艺当然要教的，但宗杨接受能力稍差，其外公又因演出繁忙没工夫细说，必须找一个陪读的作为‘二传手’，于是选中了这位没有‘危险’的外行人朱家溍。一来朱是刘的好朋友，二来朱的文化程度高、接受能力强、又十分热爱杨派艺术。杨小楼和姑爷刘砚芳，给他二人说了一遍后，朱再帮助刘慢慢消化，后来刘宗杨也成为当时著名的武生演员”。
　这一段故事是邓先生听别人说的，我首先要更正的是杨小楼先生不属于“不肯将自己的艺术传给外人，怕抢了自己的饭碗”的人，我认为杨小楼先生和梅兰芳先生他们在戏曲史上的地位，就同文学史上李白杜甫的地位一样，没有人能抢，他们也不怕谁来抢。
　杨先生一年到头不断地演出，实在没有时间教徒弟，所以刘宗杨小时候的老师是范福泰老先生，并不是杨先生自己教。范先生是教武戏的权威，另外请看工的先生，还有教老生戏的陈秀华先生。梅葆玖小时候请王幼卿教青衣戏，请朱琴心教花旦戏，请陶玉芝教刀马旦戏，也不是梅先生自己教，教戏和唱戏几乎是不同的工种。
　我14岁时开始和刘宗杨交朋友，他比我大一岁，当时我虽然已经算是会几出戏，但无法和他比，我绝对不是接受能力比他强，帮助他消化。刘砚芳先生是我的老师，可是有更多的戏是刘宗杨教我的，他15岁时已经是斌庆社的台柱，和李万春并牌轮流唱大轴。当时刘的老生戏和武生戏各占一半，每日白天在广德楼演出，一年360天，如果不会演一、二百出戏怎敢担此重任，刘宗杨可称是真正杨派的传人。
《中国京剧》 1997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