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在1983年12月写给诸城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信中，提到辛亥革命后曾有“南有孙中山，北有刘大同”之说。这种评价涉及刘大同在旧民主革命时期的地位，虽然有些夸张，但并非空穴来风。刘大同自清末加入同盟会，后举义安图、成立“大同共和国”，刺杀窃国大盗袁世凯，主盟东三省，“由辛亥、癸丑以至丙辰诸役无不与其事”，数十年间，“抄家二次，引渡二次，通缉七次，悬赏逮捕三次，监视二次，驱逐三次，受审十一次，艰辛备经，屡濒于殆”，为北方旧民主革命巨擘。他一生批判专制独裁，追求民主政治，发历史之先声，尤难能可贵。
但是，刘大同和孙中山同为旧革命巨擘，在推翻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建立新的民主共和政体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却产生了分歧，甚至加入了反对孙中山的陈炯明阵营。
是什么原因造成刘大同与孙中山的分歧呢？
关键是在于
1在满蒙问题上的分歧，孙中山。“二次革命”后，孙中山亡命东洋，受日本说客的影响，加之他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想还较狭隘，或者是出于暂时的舍卒保帅的政治策略，曾答应日本出让满蒙。对此意见，刘大同一贯坚决反对，甚至要对孙中山“怒挥老拳”。据笔者已去世的祖母回忆，刘大同甚至在开会的时候抛翻桌子，拂袖而去。
2刘大同与孙中山的主要矛盾是在革命的组织原则上。在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失败后，孙中山加强组织性，实行权威政治，成立中华革命党，竟“一变至道”，实行他当年在洪门帮会那一套，在孙中山手订的入党誓约中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的誓词，还要在上面加印右手中指指摸。《中华革命党总章》第十条规定“凡党员有叛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第十一至十四条按照入党时间先后进一步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分别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有功公民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先进公民则仅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 理想主义者刘大同缺乏变通，且豪气盖世，不甘人下，他对孙中山的这些做法深恶痛绝——当然不仅是他，很多老革命者如黄兴、李烈钧、陈炯明、陶成章等也都非常反感，甚至因此与孙中山决裂（其中陶成章被孙中山授意陈其美、蒋介石暗杀），孙中山也不再重用这些革命元勋，另外启用奉他为神明的蒋介石、汪精卫等少壮派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