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廷与英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交涉，性质已与朝贡截然不同，只好委派临时性的钦差大臣负责办理。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被迫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和广州为通商口岸，才设立了一个名为“五口通商大臣”的官职，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以负责通商交涉事宜。
清廷的这一做法，一方面承认了它同西方各国已不是藩属关系，非礼部和理藩院所能管辖；另一方面则仍旧不肯放弃“人臣无外交”的传统观念，把同西方国家的交涉视为临时性举措。

咸丰十年（一八六〇年）八月，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咸丰帝仓皇北逃，临行前授其弟恭亲王奕欣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留京督办“和局”。
奕欣与以往的钦差大臣不同，他一受命就在圆明园附近的善缘庵设立公所，与联军交涉。入城谈判时，又先后在法源寺、嘉兴寺等处办公，建立临时外事机构。不仅如此，协助他办理“和局”的有大学士桂祥、户部左侍郎文祥、总管内务府大臣宝鋆、顺天府尹董恂、统兵大臣胜保等一批文武大员。
在长达数月的对外交涉中，他们或奔走联络、随同交涉，或撰稿具文、缮写文件，各司其职。在京城无主的情况下，这些人聚拢于奕欣周围，一个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机构已具雏型。

九月十一、十二日，奕欣分别与英国公使额尔金、法国公使葛罗在礼部大堂交换了《天津条约》文本，并签订了续增条款——《北京条约》。
“和局”成功，清廷的对外交涉可谓告一段落。然而事实远非如此，条约虽已订换，更多的涉外事务又纷至沓来，诸如赔款割地、公使驻京、建立海关、新辟通商口岸、实施新税法、招募华工出国、教士入内地传教等，皆在条约规定之列，势在必行。
另外，西方列强对原来那种只与地方督抚打交道，而不能与清廷直接交涉的方式早有不满，因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额尔金曾特别强调公使驻京这一要求，一再表示要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清廷设立一个正式的外交机构已是大势所趋。

转自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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