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遗》内有云：蒋德憬：李建泰、范景文视从前之充位者，相去远矣。下又云：建泰风骨峭拔，性慷慨，负重名。又云：建泰以督师出京，疾甚不能军。保定官绅方誓守城，建泰求入城，见势急，欲用知府邵宗元印，以活一城生灵，宗元不可。及城陷，建泰遂降于贼。是亦可见其直笔。

　　卷十内，张献忠有爱将，皆养子，共十人。抚南将军曰刘文秀，安西曰李定国，定北某轶其名，而平东亦不著其姓名，此外又有艾能奇、第化龙、张能、马元利等，共八人。献忠将尽屠蜀人，平东力谏曰：“王转战二十年，所过屠城无寸土。今出万死得斯土，庶几可立霸业。今又屠之，某等何用生为？愿先百姓死。”献忠乃止。献忠谋自蜀入秦，平东又为之破马广于汉中。是平东者，既能为献忠止杀，又能为献忠御侮，实盗贼中之贤者。梅村何以不著其姓名？按献忠爱将十人内尚有孙可望、白文选。今恭读《御批通鉴辑览》，乃知平东即孙可望，定北即能奇，而伪都督则白文选也。梅村不直书，盖可望后为李定国所败，降于我朝，封义王，其子犹袭封慕义公。想梅村著此书时，可望正官于朝，不便明其出自盗贼，故讳之耳（白文选后随李定国死于缅甸）。

　　《明史》孙传庭、杨嗣昌、左良玉及流贼李自成、张献忠等《传》，大概多取之于吴梅村《绥寇纪略》。盖梅村于顺治九年即辑成此书，而本朝修《明史》则在康熙十七年以后，时天下野史稗乘碑志之类皆送史馆，故《明史》于此数《传》皆以《纪略》为底本。其间稍有不同者。卷七内杨嗣昌伏毒死，下又云嗣昌自缢死，卷八内亦称嗣昌缢死，此未免歧误。《御批通鉴辑览》则云杨嗣昌自杀。又自崇祯十四年以后，李自成攻汴梁凡三次。据《纪略》谓是年正月之攻，高名衡以巡按偕陈永福等拒守七昼夜，贼退去。名衡以守城功擢河南巡抚。其后两次拒守，皆巡抚任内之事。而《明史》谓三次皆巡抚高名衡拒守（盖三次皆名衡拒守，故不复分别巡按、巡抚，以省文耳）。《通鉴辑览》则初次守城系名衡巡按任内之事，后二次守城乃巡抚任内之事，与《绥寇纪略》同。

　　甲申三月十八日，《明史》谓太监曹化淳开彰义门延贼入，《纪略》谓太监张永裕开齐化门延贼入。是时贼兵多，各门皆有攻击，不止一处也。

　　京师陷，《明史》谓宫女魏氏投河死，从者二百余人，而不及费氏。《纪略》谓宫女费氏为贼将所得，将成婚，费氏以刀刺杀之，亦不及魏氏（盖本两事，各记所纪。《通鉴辑览》魏氏、费氏俱载）。

　　李自成之死，《纪略》谓：通城九宫山有元帝庙，山民赛会，谋捍卫闾井。自成以二十骑上山，又止其二十骑，自成以单骑入，拜不能起。山民疑为劫盗，取锄碎其首。既而见其腰有金印，且有非常衣，始知即贼首自成也。《明史》则谓：自成率二十骑掠食，为村民所围，不能脱，自缢死。或又云：村民方筑堡，见贼少，争前击之，自成脑中锄死。此数事亦微有不同，其余皆符合。而《纪略》凡十二卷，《明史》只以三四十页括之，可见修史者剪裁之苦心也。惟洪承畴驰驱剿贼，自崇祯二年至十一年无一处不身在行间，而《明史》所列劳绩尚不如《纪略》之详，则正史与野史体例固各有不同耳。他如以亲兵曰“都虞候”、以勇士为“曳落河”、以番部为“典属国”、以汛地千把总为“候尉吏”、以抚降者为“安集掾”、以阉人为“竖头须”，此则过求典雅而反近于博也。

　　闻之故老云：明崇祯十五年松山为我朝兵所败，传闻督师洪承畴已殉难。崇祯帝恤典极隆，赐祭十六坛。其子弟在京，已刻行状，散吊客。方祭第十四，崇祯帝将亲祭（《通鉴辑览》谓赐祭十六坛）。而承畴生降之信至。后金声起兵徽州，与门人江天一俱败。总督洪承畴谕降，天一诵崇祯祭承畴文以愧之。承畴入本朝，为江南等省经略，又为川、湖、云、贵经略，归殁于京师，其子弟又刻行状，不复叙前朝事，即从本朝入关起。有轻薄子得其两行状，订为一本，以作笑端云。按承畴历官，惟在前朝剿流贼最劳；也，本朝国史未必叙其在前朝之事，赖《纪略》一书纤屑备载。盖其在前朝实有鞠躬尽瘁之忠，不可泯没者，不必复责其半途失节也。

　　○冒赈大案
　　嘉庆十三年，淮、扬大水，皇上不惜数十万帑金，赈济灾民。有山阳县王伸汉冒开饥户，领赈银入己，上司委试用知县即墨李毓昌查赈。毓昌新进士，以清白自矢，遍往各乡村，查出浮开饥户无数。伸汉惧，许分肥，不受。既竣事，置酒饯别。是夕毓昌暴卒于公馆。淮安府知府王毂来验，口尚流血，竟不问，以颈有绳系，遂以自缢报。家人李祥、顾祥、马连升皆雇募长随，并伸汉拨来听差人包祥，亦长随也。棺敛毕，皆散去。未几，毓昌有叔李泰清来省视，见遗衣有血痕，颇疑之，密访亦有所闻，遂赴京以身死不明控，都察院具奏。上命山东巡抚吉念，提尸柩来济宁检验，口内尚有血痕，通体骨青黑，的系中毒。捕获五长随鞫讯，乃知伸汉贿嘱诸长随，乘其主酒渴，饮以鸩；又绳系颈，若自缢者。上大戒怒，以为从来未有之奇。诸长随皆凌迟处死。内手灌鸩之李祥，解至毓昌坟上，先刑夹一次，刳心以祭其主。顾祥、马连升先责四十板。包祥创谋，亦先刑夹一次。王伸汉斩决枭示。先验尸之王毂，以得赃亦斩决。其余查赈徇隐之同知、教官，皆连坐，分别定罪。加赠李毓昌官知府，其继子李希佐钦赐举人，一体会试。赴京控告之李泰清，亦赏给武举人。又御制五言排律三十韵以旌异之，颁诏天下。各地方官谅无不警惕矣。或者虑将来地方官因此遂不敢报灾办赈，不知圣天子视民如伤，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岂肯因噎废食。惟向来办赈之法，本尚疏略。盖徒察弊于事后，而未能杜弊于事前也。放赈时，虽有委员监放，既赈后亦有委员覆查，然官吏不肖者多，或徇隐，或分肥，终属有名无实。救荒之策，究莫如减价平粜。多设厂座，俾远地不致向隅。限以升斗，俾奸民不能囤贩。仓谷不足，则买运以续之。此最为实惠及民之善政。其有灾重必应发赈者，饬各地保开报饥户，官为核实，即缮写姓名。凡一州县之内，各乡必有村镇聚集之所，计不过数十处。发赈之前，先将饥户姓名，并人口之多寡、赈期之久暂，分贴此数十处聚集之所，使人人皆得见之。事后抽查，亦易见虚实。则地方官自无从浮开饥口，即无从虚领赈赀，不防弊而弊自绝。圣主可无虑官吏之中饱，而有司亦不必避嫌而匿灾不报，或转致滋事也。
　　明末职方郎李继祯疏言：“国家发金钱活数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常供，所得不止数十万金钱也。今已从贼者虽多，犹有限，未从贼而将来必至从贼者无限。今日平贼之费与他日平贼之费孰多？今日借出之钱与他日借出之钱孰多？不待词之毕而可决矣。”又宫允李明睿疏言：“先时发出一钱，可当两钱之用。急时与十钱，不敌一钱之用。”

　　○银杏树
　　嘉庆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常州府学大银杏树一株，腹中忽发火。从隙处进出青绿色，有四、五蛇冒火出。初十日辰刻方熄。树仍无伤，葱郁如故。按李戒庵《漫笔》，明嘉靖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常州府学银杏树西南一枝，忽火发，窍中焰焰，水不能灌，至二十二日方止，树亦无害。未知今被火之树，即嘉靖中被火之树耶？或谓此乃文明之兆。嘉靖元年，府学有华钥中解元，今岁非会试之年，俟日后验之。
　　唐末董昌反，以卯年卯月卯日卯时僭号（见《吴越备史》）。
　　元末周子旺反，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僭号（见《庚申外纪》）。

　　○头有肉角
　　梁武帝时，钟离人顾思远年一百十二岁，萧俣见其头有肉角，长寸许（见《俣传》）。余亦曾见二人，一江兰皋，阳湖人；一徐姓，嘉兴人，头上皆有肉角高寸许，年亦皆九十余，盖寿相也。然二人皆贫苦，皆无子，则亦非吉征。

　　○八仙
　　俗以钟离权、吕洞宾等为八仙。后蜀孟昶生日，道士张素卿进八仙图，乃李耳、容成、董仲舒、张道陵、严君平、李八百、范长寿、葛永贵也。详见黄休复《茅亭客话》。又《图画见闻志》作李阿、长寿仙（《居易录》）。
　　《居易录》载：昌平洲柳林村夜有物似马，食人田禾。群伺之不可得，乃相约弓矢射之，马被创逸去，众随血迹寻之。至周皇亲坟，一石马身有血痕，始知食禾者，即此马也。余远祖廉使公（讳，明景泰甲戌进士，仕至山西按察使）。谕茔亦有此异。相传每稻熟时，辄秕而不实，但夜有砻米唱山歌声。居民迹之，乃坟上石人也，遂仆之。至今尚卧田中。余欲重起之，居民惧再为田禾祟，哀恳勿立，乃听之。
　　《长水日抄》云：东坡翰墨在崇宁、大观间尽令焚毁。及宣和间，上自搜访，一纸直万钱。梁师成以三百千取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缀“月林堂”榜书三字。幽人释子寸纸尺幅皆重购归之。是坡书翰不待南渡始贵重矣。
　　庆远人李文凤《月山丛谈》载：广西镇安府五指山与交趾相邻，产水精，弥望如雪。其巨者或取作假山，长至丈余云。余曾作镇安守，其地无所谓五指山，亦绝无水精，况长丈余者耶。
　　懒妇，状如豪猪，入海化为鱼，名“奔孚”。取其油作烛，饮酒则明，读书则暗。

　　○晏公庙
　　晏公庙，昔人以为江中棕绳，许旌阳以法印击之，遂称正神云。按《国宪家猷》，载猪婆龙事，有老渔问其姓，曰：“晏也。”明太祖曰：“昔救我于覆舟山，云是晏公。”乃封为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帅，命有司祀之，而不云棕怪。

　　○大和尚
　　石勒称大王，奉佛图澄号曰“大和尚”。今沙门出世领众者，例称大和尚，自澄始云。

　　○招安梁山泺榜文
　　《居易录》载宋张忠文公叔夜招安梁山泺榜文：有拿获宋江者，赏钱万万贯，拿获卢进义者赏百万贯，拿获关胜、呼延绰、柴进、武松、张清等者赏十万贯，拿获董平、李进者赏五万贯有差。今叶子戏有万万贯、千万贯、百万贯递降，皆用张叔夜榜文也。又传中方腊贼党吕师囊，台州仙居人，亦非杜撰。又《七修类稿》言《录鬼簿》钟继先作，于此传之事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