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封仆固怀恩幼女为“崇徽公主”，嫁与登里可汗。崇徽公主经太原道入回鹘，唐诗中提供了证据。雍陶《阴地关见入蕃公主石上手迹》诗云：汉家公主昔和蕃，石上今余手迹存。风雨几年侵不灭，分明纤指印苔痕。晚唐时，李山甫有《阴地关崇徽公主手迹》一诗：一拓纤痕更不收，翠微苍藓几经秋。谁陈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儿为国羞。寒雨洗来香已尽，澹烟笼著恨长留。可怜汾水知人意，旁与吞声未忍休。据此可知，崇徽公主入回纥和亲曾途经阴地关。阴地关，位于长安至太原的驿道上，今山西灵石西南五十里，唐太宗取霍邑时曾驻于此。李山甫又有《代崇徽公主意》诗：“金钗坠地鬓堆云，自别朝（按：一作“昭”）阳帝岂闻。遣妾一身安社稷，不知何处用将军。”其用意仍在借此讥讽唐廷无能。宋人欧阳修也有《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诗：“故乡飞鸟尚啁啾，何况悲笳出塞愁。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遗迹为谁留？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行路至今空叹息，岩花野草自春秋。”北宋对外软弱，屈辱事敌，上层统治集团以权谋私，不恤国事，欧阳修借古讽今，其用意与李山甫诗同。

都铎王朝建立之初，各郡治安法官的人数平均不足10人，但到伊丽莎白一世统治初期，各郡治安法官的人数达至30—50人。治安法官的职责大体可分为四类：一是维护治安，处理小额盗窃、聚众闹事、袭击罪等人际纠纷；二是监督济贫法的实施，规训民众行为规范，包括日常习惯、经济状况、行为道德等；三是管理和维护地方的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监狱、教养院、郡政厅等）；四是以税收、罚金等方式征收和管理公共资金，任命济贫管理员、道路检查员、警役等职务，并对他们的活动予以监管。

在《儒林列传》序中，范晔称：及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黉宇，……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桼书经字，以合其私文。

范晔以和帝为界而将东汉儒学之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和帝之前为东汉儒学的发展、兴盛期，和帝以后东汉儒学的发展则成衰退之局，期间顺帝、梁后虽有所做为，然“游学增盛”“章句渐疏”，终“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可见，范晔之论东汉儒学之盛衰是与论东汉之兴亡相始终的。其次，该序隐含“权归女主”、“儒者之风盖衰”与东汉倾危的关系。范晔认为和帝尚能“数幸东观，览阅书林”，而“邓后称制，学者颇懈”，这就是说，“邓后称制”实际上开启了“儒者之风盖衰”的局面。与之相较，范晔对“邓后称制”与“学者颇懈”及“儒者之风盖衰”之间关系的论述，与他在《皇后纪》中对“邓后临朝”与东汉政权演变之间关系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范晔在《皇后纪》之“史论”中论和熹邓后时，称：“邓后称制终身，号令自出，术谢前政之良，身阙明辟之义，至使嗣主侧目，敛衽于虚器，直生怀懑，悬书于象魏。借之仪者，殆其惑哉！”与《儒林列传》序中的记载相联系，可以看到范晔对“儒者之风盖衰”在东汉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作用也即对东汉之倾危所产生之影响的重视。

后妃吏化与天子之制——汉代后妃建制探白坤
汉代的后妃建制，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春秋》经传描绘的“姪娣媵系统”，该系统以帝、后婚礼为前提；二是以《礼记·昏义》为蓝本的“五班次系统”，“比视”是其核心。武帝、元帝时期改革后妃建制，在嫔妃等级与爵秩序列之间建立起“比视”关系。帝、后等齐至上的政治身份序列随之形成，汉帝妾群全面吏化，“五班次系统”得到初步实践。王莽秉政期间的两场聘后礼，及随之而立的两种后妃建制，既涤清了秦制影响、建立起“汉家”新传统，又表明汉帝国对“姪娣媵”和“五班次”的取舍。汉家追求的“天子之制”要求皇帝至上无匹，而消解帝、后等齐伦理依据最有效的手段是放弃“聘后”。因对帝、后婚礼的硬性要求，“姪娣媵”最终无缘东汉的制度实践。“五班次”却因不要求帝、后婚礼，不限制后妃姓氏、身份，及“比视”在调节政治身份序列中的便利等，获得汉帝国青睐，并成为后世后妃建制的经典模本。随着后妃比视对象被调整，“册妾为后”成为定制，东汉皇后彻底成为皇帝臣妾，皇帝至上无匹的政治身份序列正式形成。汉家在实践“天子之制”的道路上又进一步。

汉家施行过两种后妃建制。一是武帝以前的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这种建制承秦而来。《二年律令·置吏律》云：诸侯王得置姬八子、孺子、良人。彻侯得置孺子、良人。
汉初的律令体系将诸侯置妾一项归入《置吏律》，表明八子、良人等具有妾、吏两重身份。汉初诸侯国效仿中央制度，据此，汉帝嫔妃应该也于此时具备了妾、吏双重身份，但嫔妃等级是否对应明确秩级、被正式纳入帝国的禄秩序列，我们不得而知。

至武帝制婕妤、娅娥、傛华、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俗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充依视千石，比左更。七子视八百石，比右庶长。良人视八百石，比左庶长。长使视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视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视三百石。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视有秩斗食。五官以下，葬司马门外。1班固：《汉书》卷97上，《外戚传第六十七上》，第3935页。嫔妃等级比视的秩级序列中，出现了作为职官名的“丞相”，和作为位阶名的“上卿”。在西汉的禄秩系统中，“丞相”和“御史大夫”是有秩级而无秩名的两级。2详参阎步克：《从《秩律》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等文。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丞相位居三公，御史大夫位列上卿。3班固：《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第725—726页。故上引《外戚传》中的“昭仪位视丞相”，当指昭仪位阶比视三公，秩级比视丞相；“婕妤视上卿”，应指婕妤位阶比视上卿，秩级比视御史大夫。再看俗华比视的秩级。《史记·外戚世家》记作“二千石”，4司马迁：《史记》卷49，《外戚世家第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84页。《汉书·外戚传》则记作“真二千石”。就俸额排比来讲，西汉的二千石诸秩应该包括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和比二千石四等。考虑到嫔妃等级比视的秩级均为正秩，以及秩级序列的连贯性，俗华比视的秩级应该是真二千石。5阎步克：《也谈“真二千石”》，《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元帝增置昭仪之前，婕妤居嫔妃等级之首。但婕妤比视的列侯、御史大夫，在爵、秩序列中，却排位第二，上卿在位系统中的排位，也要次于上公和公。如此，在帝国的政治身份序列中，帝、后与诸侯王、丞相齐平，这与汉家追求的“天子之制”背道而驰。

元帝赐傅、冯二婕妤“昭仪”之号，令其比爵诸王、视秩丞相。自此， 作为诸侯王妻的王后， 虽与皇后同用“后”号， 但在帝国的政治身份序列中，已与诸侯王夫妻一体，位于皇后之后。贾谊“妻既已同，则夫何所异”的担忧， 1阎振益、钟夏：《新书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第47页。也随之消除大半。东汉诸侯王正嫡改称“王妃”， “后”号被皇后独占， 贾生此虑彻底消除。

通过“比视”，嫔妃等级与支撑汉帝国政治秩序的三大鼎足一位、爵、秩，建立起对应关系。作为皇帝臣妾的嫔妃，在帝国的政治身份序列中获得明确位置。以帝、后为首，阴阳相协的等级序列随之而立(表七) 。这与前引《昏义》所述，虽有名号、分级差异，却无实质不同。至王莽聘娶杜陵史氏，改革后妃建制， 《昏义》设计的“五班次系统”得到全面实践。
然而，帝、后一体等齐的等级序列，到东汉就不复存在了。东汉皇帝内宫设置皇后、贵人、美人、宫人、采女5等。据《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东汉“皇后秩比国王，即位威仪，赤绂玉玺”。2孙星衍等：《汉官六种》， 北京：中华书局， 1990年，第210页。以皇后比视诸侯王，与西汉元帝增置昭仪后的等级序列相比，皇后下降一级。又据《后汉书·皇后纪》，“贵人金印紫绶， 奉不过粟数十斛”。3范晔：《后汉书》卷10上， 《皇后纪第十上》， 北京：中华书局， 1965年， 第400页。东汉贵人位次皇后，列于嫔妃等级之首。贵人比视列侯，更坐实了皇后次于皇帝的等级序列(参看表十)。至于美人、宫人、采女， “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4范晔：《后汉书》卷10上，《皇后纪第十上》， 第400页。以上3个嫔妃等级与爵秩脱钩，意味着嫔妃中的大多数丧失掉皇帝吏的政治身份，沦为单纯的皇帝妾。

为了巩固皇帝至上无匹的等级序列，通过“六礼”聘娶皇后的“聘后礼”，也逐渐被册妾为皇后的“册后礼”取代。聘后与册后，是汉代女性成为皇后的两种途径。经过惠帝、平帝、王莽的实践，聘后礼在东汉之前已经完备。西汉合新莽的20位皇后中，除去微时妻、追尊及以太子妃立的9位， 其余11位中，就有3位被礼聘为皇后。而东汉的15位皇后中， 只有桓帝梁后因梁氏擅权被聘，其余14位都以贵人之身受册中宫。

东汉蔡质的《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详细记载了汉灵帝册立宋皇后之仪。仪典大致包含以下环节： (1) 群臣上立后奏章；
(2) 皇帝批复同意；
(3) 皇帝下立后诏书；
(4) 皇后即位典礼；
(5) 皇帝下诏大赦天下。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云：
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节奉玺绶， 天子临轩， 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盖下， 东向， 宗正、大长秋西向。宗正读策文毕，皇后拜， 称臣妾， 毕，住位。太尉袭授玺绶， 中常侍长乐太仆高乡侯览长跪受玺绶，奏于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长跪受，以授昭仪，昭仪受，长跪以带皇后。皇后伏，起拜，称臣妾。讫，黄门鼓吹三通。鸣鼓毕，群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1孙星衍等：《汉官六种》，第209—210页。见于文献记载的汉代册后仪式虽仅以上一条，但从该文的几处细节可知，此前应该已经存在比较成熟的册后礼制。首先，蔡质在叙述宋皇后即位典礼时，提到昭仪、婕妤在皇后玺绶传递过程中任职。昭仪、婕妤都是西汉嫔妃的称号，东汉内宫并无昭仪、婕妤之号。故此，蔡质在记叙立宋皇后仪制时，很可能征引了西汉旧典， 且未处理好所有细节。另外，群臣请立皇后的奏章中，有“群臣妾无得上寿， 如故事”一句。光武帝建武十七年(41)，下诏废郭氏而立阴氏，诏书称此举为“异常之事”。(范晔：《后汉书》卷10.《皇后纪第十上》，第406页)光武帝认为，后位易主并非国之福祉，故命众人不得向阴氏上寿祝贺。请立宋皇后奏章中提到的“无得上寿， 如故事”，即指光武朝册阴氏为皇后时的规定。

汉代后妃建制的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武帝时期，臻于王莽时皇后即位典礼是整个仪程的核心。典礼当天，皇帝、百官、嫔妃等亲临现场。太尉持节奉皇后玺绶， 宗正宣读立皇后策文。皇后向皇帝称“臣妾”后，拜受文书、玺绶， 皇帝颁诏大赦天下。
结合前引平帝、王莽聘后仪程，追究聘后与册后的根本区别：被册女性成为皇后之前， 一般都是排位靠前的贵妾， 需要当面接受皇帝册命，伏在皇帝脚下称“臣妾”后，才能被称为皇后；
被聘女性则没有“妾”这个前置身份，入选女性只需经宗庙卜核， 便可与皇帝缔结婚姻，迎亲使团奉上玺绶， 方可称皇后，不必经过皇帝许可，更不必向皇帝跪拜称“臣妾”。
简言之，被聘为皇后的女性是皇帝妻，与皇帝是伦理主导的夫妻；
被册为皇后的女性是皇帝臣妾，与皇帝是政治主导的君臣。儒家经典文献展示的婚礼，强调夫妻齐体、尊卑与共。

“天子之制”的核心要求， 是皇帝至上无匹。相较之下，册后礼建构的帝、后关系，显然更符合汉家追求的“天子之制”。。儒家经典文献设计的“五班次系统”，被当做模板引入制度实践。“比视”使汉初就已吏化的皇帝妾群，与位、爵、秩建立起明确的对应关系， 以帝、后为首，阴阳相协的政治身份序列随之建立。更多女性走出家庭，在帝国的政治秩序中获得明确的政治身份。在其他制度、措施的配合下，汉帝对诸侯王的身份优势，成为事实。
与此同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一批儒生， 意识到帝、后等齐至上并不是这场改革的最终目的， “天子之制”的核心要求应该是皇帝至上无匹。为配合这样的政治需求，董子“因天之大数”，建构起一套“阳尊阴卑”的理论体系。《春秋繁露》云：“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1苏舆：《春秋繁露义证》， 第325页。经过“阳尊阴卑”文饰，皇后强是皇帝嫡妻，贵为天下妇人之首，却属阴位卑， 必须居于皇帝之下。

理论铺垫完毕，如何在实践中确立皇帝至上无匹的政治身份，成为后妃建制改革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经过王莽秉政时期的两次聘后实践，汉帝国的制度设计者意识到，帝、后婚礼是帝、后等齐的伦理依据， 废止聘后礼是消解这一依据的有效手段。儒家经典文献中的“姪娣媵系统”，也因对帝、后婚礼的硬性要求， 而无缘东汉的制度实践。
进入东汉，册妾为后成为定制，嫔妃等级与爵秩序列的比视关系被调整，皇后身份下降一级， 与诸侯王等齐， 加之诸侯王妻改号“王妃”，以皇帝为首的政治身份序列最终确立，皇后彻底成为皇帝臣妾。汉帝国距离理想中的“天子之制”又进一步。“比视”作为一种制度手段，对后代的后妃建制产生了深刻影响。“五班次系统”也成为魏晋隋唐时期后妃建制的经典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