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早期皇帝、皇后和重臣埋葬金陵，采取的当是本民族葬法。这虽然没有考古发现，但从其他鲜卑墓葬来看，不同于魏晋和十六国陵墓是大致可以肯定的。北魏平城时代后期帝王陵墓就体现出一定的君统性质，这既集中表现于冯太后的永固陵，也表现在孝文帝规划了洛阳陵区。冯太后生前决定不按照鲜卑传统死后入葬金陵，并选定今大同东北西寺儿梁山（今方山）为自己陵墓所在，孝文帝遵从了冯太后遗命，这就是大同方山永固陵。永固陵的形制与已经发掘的其他大同北魏墓葬都不太一样，比较特别的是进入墓门之后就是一个被称为前室的近方形空间，这个空间与常见的墓葬前室不一样。后来的北魏宣武帝景陵、节闵帝陵、磁县湾漳大墓（可能为文宣帝高洋陵墓）都是这种形制，可见方山永固陵的创制意义；也可见北魏最高统治者可以冲决传统，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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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灵太后虽在历史上评价不高，但在宣武帝即位初期，她依靠汉化宗亲和汉人士族，如清河王元怿、任城王元澄、高阳王元雍、安定公胡国珍及侍中崔光等，稳定政局，促进发展，一度出现“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的局面。到北魏分裂前后，反汉化的胡化势力抬头，从“六镇起义”“河阴之变”到最终分裂，继起的东魏、北齐高欢集团和西魏、北周宇文泰集团，都是具有浓厚鲜卑习俗的鲜卑人或“鲜卑化”汉人，“北朝曾一度发生‘胡化’的逆流”。了解了这一阶段的历史大势，我们再回归主题。

谚文在创制后主要是被女性和平民百姓使用，所以也被两班们斥为“雌文”。但这并不意味着谚文只是在女性与社会中下层发挥作用，实际上，通过大妃、王妃们发布的谚教， 即谚文教旨，谚文在朝鲜王朝的最高统治层内也会不时展现出存在感。如李娎即位初期，垂帘听政的大王大妃尹氏(贞熹王后， 1418—1483)与大妃韩氏(昭惠王后，1437—1504)就曾多次以谚文下令。③这些手握大权的宫廷女性们不一定不懂汉字，但她们故意使用谚文颁布命令，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对男权社会的让步行为。毕竟汉字才是王朝的官方文字，如果大妃们用汉字颁布命令，极有可能被解读为公然过度插手国家zw。国家zw原本是男性们的ql范围，而谚文被世人赋予的强烈的女性特色，可以有效缓解权力场中的性别紧张感。

“大小尹之争”与仁宗李皓、明宗李峘两朝的内外政局
李怿在废掉原配慎氏之后，挑选了诸多嫔媵充实后宫。新王妃尹氏(章敬王后，1491—1515)在生下元子李皓(仁宗，1544—1545年在位)的第二天就去世了。后来李怿又娶另一位尹氏(文定王后，1501—1565)， 这位尹氏生下了李峘(明宗，1545—1567年在位)。
李怿统治晚期，朝鲜政坛的政争就围绕这两位嫡子而展开，政争的核心便是世子之位。1520年，李皓被册封为世子，但文定王后等人想让李峘当上世子。支持李皓的代表人物有其舅舅尹任(1487)1545),即“大尹”；而李峘的支持者也是其舅舅尹元老('7尹元衡(Ƴ-1565),即“小尹”。1544年,李怿去世，李皓即位，大尹一派暂时取得了胜利。但这样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没有留有子嗣的李皓在位八个月后病逝，临终前宣布传位李峘。①当时李恒仅有十二岁，由母后文定王后垂帘听政。“小尹”一党取得了“大小尹之争”的最后胜利。

掌权后的“小尹”一党决心彻底除掉“大尹”一党，过程中，与“大尹”一党关系较为密切的士林派亦遭到严重打击。明宗李峘即位没多久，文定王后密令尹元衡等人唆使言官，弹劾尹任、柳灌(1484—1545)、柳仁淑(1485—1545)等“大尹”一党。虽然柳希春(1513—1577)等言官认为主少国疑之时，不能因为流言就轻易弹劾重臣，但文定王后仍固执己见。她对士林派素无好感，趁清洗“大尹”一党的机会顺便打击士林派。这一场政治肃清造成大量士林派人士罹难，所以被称为“乙巳士祸”。文定王后对反对势力的政治肃清并没有到此结束。两年后副提学郑彦慤(1498—1556)将良才驿墙壁上悬挂朱笔书幅的情况报告给朝廷，朱书上写的是：“女主执政于上，奸臣李芑等弄权于下，国之将亡，可立而待。岂不寒心哉?”②这可说是一张讽刺文定王后一党把持朝政的“大字报”。文定王后大为恼怒，借此机会大肆杀戮或流放不与其合作的人，其中包括卢守慎(1515—1590)、柳希春、李彦迪等士林派官员，③这场事件也被称为“丁未士祸”。

　李峘亲政后，文定王后的专横仍一如从前。她动辄用谚文列出要求，让宦官知会李峘。李峘读完之后，认为可行的便下令实施，不可行的便卷起来放在自己袖子里，这经常惹怒文定王后。

谚文的创制与使用
朝鲜半岛很早就开始学习汉字，以及汉字为载体的中原大陆的思想文化。但汉文的语序、发音与朝鲜半岛存在较大差异，半岛的文化生活实际上处于一种“言文分离”的状态。朝鲜人口头说的是“主宾谓”结构的朝鲜语，但要用“主谓宾”结构的汉文来记录半岛的语言与历史。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时间与财力，接受过良好汉文教育的中上层人士才有可能完成。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想用文字快速便捷地记录自己的语言与想法，在谚文创制之前，简直难于登天。
1443年十二月，李祹创制了二十八个谚文字符，该字符的创制给后来朝鲜的文字生活乃至近现代民族认同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按《朝鲜世宗实录》记载：
是月，上亲制谚文二十八字， 其字仿古篆， 分为初中终声，合之然后乃成字，凡干文字及本国俚语，皆可得而书，字虽简要，转换无穷， 是谓“训民正音”。①

其实这些目标与李祹在《训民正音》序文中所提及的目的一致，即谚文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普通民众。朝鲜语与汉语在发音和语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对于没有条件也没有精力来学习汉字的大多数朝鲜民众来说，谚文的创制无疑为民众吐露自己的想法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但这确实也会损害以汉字为手段来掌控书写乃至言论话语权的两班们的利益，自然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我們首先知道，按照西周時期通行的禮制，婦人本來都沒有諡號，即唐代孔穎達等人所說“婦人法不當謚”，當然首先是王后無諡。這樣做的道理，是因爲“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孔穎達等《春秋左傳正義》卷二）。可是到了春秋時期以後，禮壞樂崩，舊有的制度不斷發生更改變易，女子的諡號便也隨之浮現於世。《左傳》開頭記載的第一條史事，內容如下：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西晉杜預注此“聲子”云：“聲，諡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一）顯而易見，聲子得諡的原因，是由於她不是正夫人，不得“繫夫之謚”。其情形，乃如清人孔廣森所言：“春秋之初，下成康未遠，諸侯夫人猶從君之諡，衛有莊姜、宣姜，鄭有武姜是也，非正嫡則無諡。”（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卷三之上）所以魯隱公纔特地爲乃母定立諡號。於是，中國歷史上最早見於史籍記載的女性諡號，便由此產生了。

聲子獲得諡號的情況雖然有些特殊，但婦人得以單獨稱諡之例在魯國一開，其後袞袞諸公正室夫人的後嗣，也都紛紛效行其事，以尊奉其母。很快，在魯莊公二十二年，就給自己的母親、亦即桓公的姜姓正室夫人定立了“文”這個諡號，稱之爲“文姜”（《春秋》魯莊公二十二年）。這樣定立諡號的道理，是“夫人以姓配諡，欲使終不忘本也”（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卷三之上）。這麼一來，就把聲子那個別有原因的特例，轉換成了誰都可以仿效的定例，以致“魯自文姜以後，不别適庶，皆各自爲諡”（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卷三之上）。

魯國情況如此，其他各國不同程度地也都有類似的做法。至春秋後期，甚至東周君主景王，也給自己的王后定了“穆”這個諡號（《左傳》昭公十五年。宋羅泌《路史·發揮》卷五《論諡法》）。儘管穆后得諡同其先於景王逝世有關，即乃夫尚在世上活得好好的，自然無法預知他的諡號是什麼，這個逝去的皇后也就無法附從於他丈夫的諡號，但像魯隱公次妃聲子、桓公夫人文姜等這樣一些業已行用的婦人諡號，還是給景王之后獲得這個獨立的諡號創造了適宜的文化環境。

一般來說，當這位羋夫人在世的時候，臣子們衹要稱她爲太后即可，因爲活着的太后衹有一位，沒必要再別加區分。《戰國策》等文獻記載，赧王四十五年、亦即秦昭襄王三十七年，周君之秦，行前，有客對周公子冣說：“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應爲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戰國策·西周策》。《史記·周本紀》）這裏所說“太后”，就是當時人對這位羋夫人的普遍稱謂，而那時並沒有什麼“宣太后”的說法。長沙出土“廿九年漆卮”，銘文曰“廿九年大（太）后”云云，研究者以爲這裏所記“大（太）后”，就是昭襄王母宣太后（李學勤《論美澳收藏的幾件商周文物》，刊《文物》1979年第12期）。這一當時的實物，足以印證《戰國策》上述記載符合歷史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