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新发现：新砦期文化是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的一座城邑（一说为早期夏文化，比二里头文化还要早），填补了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缺环的空白。新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是豫东地区造律台文化向豫中地区迁移与当地王湾三期文化融合而形成的。造律台文化本身是在大汶口文化基础上而形成的。王湾三期文化主要来源于淮河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在二里头文化为夏代中晚期文化共识的前提下，新砦文化和造律台文化、王湾三期文化也应为夏族群文化，三种文化属同一谱系。因此，大汶口文化作为先夏之祖，主导着夏朝的建立和发展
公元前2400年至前1520年为牙璋历史的前期，最早的牙璋见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山东龙山文化再到二里头时期，再传到齐家文化，而后经“新砦期”的花地嘴遗址传到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而发扬光大。牙璋从萌芽发展到高峰。或因天候巨变等因素，考古学资料显示此时发生较多的武力入侵、人口迁徙与文化交流融合。锋利薄锐的牙璋，尤其是含铁量高的墨玉牙璋，很可能正是青铜兵器出现前最具杀伤力的兵器。牙璋是祭祀天地山川和神灵的工具。“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体现祭祀在早期国家事务中具有的核心地位，是行使权力的重要方式。牙璋作为祭祀工具，自然是权力行使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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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璋是在古代社会中为祭祀天地用的礼器——“六器”之一，同时也是特权阶级财富与权力的象征，最早出现于大汶口文化。在龙山时代，起源于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数种大型有刃玉器如璋、斧、刀等向西传播，直至黄河上游，然后将王权礼制的影响辐射到南中国和更广大的区域。牙璋的传播路径是通过湖北、湖南传到了广东、福建、香港地区，另一条传播路径则是顺着长江一直到达三星堆地区，然后继续向南传到越南北部。

大汶口遗址四号墓所出骨雕筒，其上有绿松石珠镶嵌，这是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嵌绿松石工艺实例。良渚的玉琮明显比大汶口玉琮年代晚得多。实际上，最早的玉琮见于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距今约5100年。不少大汶口文化骨雕筒的形态已很接近琮的形态，应是良渚文化玉琮的前身，其衍生功能繁多，但原初功能相同。就研究的情况来看，玉琮的功能归纳起来至少有20多种。如女阴的象征说、图腾柱说、大地之表号说、祖先崇拜说、天象观测器物说等，但归纳起来其功能性质不外乎为实用器、陈设器、礼器和明器。而将良渚文化玉琮与大汶口文化骨雕筒比较来看，它们基本都发现于腰腹间，代表死者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是用于神灵崇拜的礼器。因此可以推断琮作为特别身份男子性器的特配葬品，玉琮承袭了更早用于龟甲和骨雕筒的传统，因此可命名为“宗函”。综此，反映出随葬有大量玉琮的墓主人生前具有特权，应是当时的显贵者，有的可能是军事首领。这种观念模式也影响到了夏商礼制，衍生出天与地、阴与阳的象征观念。
大汶口文化玉琮，本来是光素无纹的，但是当它传播到了良渚，不但被刻上了神徽，而且成为良渚文化的重要法器。

日照市五莲丹土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玉琮，比良渚文化玉琮年代早得多。
朴素玉琮起源于大汶口文化骨雕筒，传播到了良渚后，不但被刻上了神徽和纹饰，而且成为良渚文化的重要法器。

玉琮本来是起源于大汶口文化骨雕筒而发展出来的玉礼器，向长江传播，直至黄河上中游，然后将王权礼制的影响辐射到南中国和更广大的区域。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琮在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广东的石峡文化、山西的陶寺文化、甘肃齐家文化中出现，尤以良渚文化的玉琮最发达，出土与传世的数量最多。

楼主请你明确回答，是否赞同郑州仰韶文化晚期检测出的O1B和O2a为大汶口流民西侵？
是否赞同我对山东大汶口文化所谓仰韶文化成分实为类汪沟成分见解？

这些东西与我们没有关系

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什么关系？

玉牙璧（龙山文化）

这是目前所发现尺寸最大的史前玉璇玑，可以称之为璇玑之王了，距今约4600～4000年，最大齿径22.5厘米，内径7.1厘米，厚0.5厘米，1989年山东五莲丹土出土。



玉璇玑是山东古代独有的礼器，亦称玉牙璧，其几何形态的造型极具动感，和谐而有韵律，最初生产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或龙山文化早期的海岱地区，距今年代约有5500~5000年，多出土于墓主人胸口处，是大汶口到龙山时期装饰兼有礼仪性质的玉礼器。考古学以此为源，按出土玉璇玑的遗址年代为序，排列出一个流传路线：5000年前，玉璇玑在山东东部出现，到了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玉璇玑在辽宁东部沿海登陆。也向西进入河南、山西、陕西。商周之际，由中原向北南分流，传入河北、湖北、四川、广东。

大汶口文化大口尊陶符共有二十余个，反映出不同的阶层职能。其具体含义亦有众多不同解释，除了图像文字或原始文字的解释外，还有天象历法符号、自然崇拜符号、祭祀符号、氏族标记（族徽文字）
大汶口陶符【昊】（日月山、日火山、日鸟山、飞鸟负日）的遗址分布图。

（图一）大汶口文化大口尊陶符上面是太阳的影像，底是弧形的，有尖，最底下是五个山峰，是一座山，按照我国古代祭太阳的习惯，都是在山顶上，架着柴火燃烧祭祀太阳。（图二）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大口尊陶符飞鸟载日图，上面是太阳的影像，底是尖喙鸟形，即“飞鸟负日”图腾，是东夷部族鸟图腾与太阳崇拜结合的标志，又是大汶口文化集团的族徽。太昊、少昊，是古代海岱集群先后兴起的两大集团的代称，分别以太阳神和太阳鸟为图腾。于是，大汶口-龙山文化先民自称为太阳鸟的子民。山东、苏北、皖北、豫东等不同地方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尊，却有相同的陶符族徽，必是同一个族群，已具备民族属性，即【昊族】。这表明当时拥有陶符族徽的父系社会首领太昊，以泰山为中心，拥有最高的王权、军权，主持祭祖、祭日、祭泰山等仪式，对大汶口文化各区域拥有统帅权，各区域大汶口人群形成了同族归属感，孕育着民族观念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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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是由太昊氏族开创的，由少昊氏族发扬光大的，大汶口文化属两昊文化。少昊和太昊是继承关系，少昊部落是从太昊部落分出来的，以陶符“飞鸟负日”或者“含日之鸟”（图二）为族徽，向离泰山更远的地区迁徙扩张。因此，少昊集团的“飞鸟负日”族徽，略掉了“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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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的发展孕育，是从大汶口文化父系社会开始的，产出了三种意识：祖先意识、权力意识和图腾意识。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太阳从东方升起了。祖先意识的基础是血缘意识，血缘本为自然之缘，当其上升到社会层面，就超越其自然性而具有文化性。寻祖，一直往上推，会找到“共祖”。共祖认定，族群自然成立。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祖先意识。太昊是中华文明的始祖之神，被尊为三皇五帝之首，就是中华民族的共祖。

象牙梳整体呈竖长方形，全长约16.7厘米，梳背稍厚，齿面略薄；梳齿约占全梳的三分之一，梳齿16枚，细密均匀，排列整齐；梳背约占全梳的三分之二，顶端有四个豁口，间以三个圆形镂孔，面上以短条形孔镂出图案，“门”字形框内为近“8”字形图案，“8”字圆内填两个反向的“T”字，整体若太极双鱼图。
.泰安大汶口26号墓也是一座大墓，出土了60多件器物，它的年代比10号墓早些，墓主人是成年人。就在这个26号墓中，也出土了一件象牙梳，象牙梳完好无缺，有繁复镂孔雕刻图案，异常精美。这把象牙梳是迄今为止原始社会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件象牙镂孔工艺品，反映了大汶口的雕刻艺术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还有，日照莒县陵阳河墓地19号墓葬也是一座大型墓葬，骨梳位于男性墓主的头顶处，墓内还随葬陶器66件，以及骨号角、骨雕筒、石铲、猪下颌骨等，随葬品共计70余件。从大型的墓葬形制和众多的随葬种类数量推断，大汶口26号的墓主和陵阳河19号的墓主，生前都应该是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部落贵族。
日月星辰周而复始，经天运行，使人们认识到天象运行有一定的规律性。人类进入到农业社会，历法的制定就变得非常重要。观测星象，判别节候、记载年月时日，编制历法。
太昊伏羲则是神话传说中的人文始祖，当考古发现的象牙梳上出现了疑似“八卦”图案、又恰巧属于大汶口文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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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父系社会的时间，大约在五千年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先进工具的使用，男子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掌握社会财富，墓葬出现随葬品多少相差悬殊、贫富分化的现象，社会地位取决于财富和礼器数量分级。对男性祖先的崇拜祭祀，成为巩固氏族成员联系的纽带，父子相继，绵延传承，强化男性的主导作用，以父系血统为核心，出现一男一女合葬墓，结束了长期以来子女只知母不知父的原始群婚状态，其主要文化遗存代表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等。其中大汶口文化最早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高级墓葬规模最大，出土文物丰富，遗址分布广泛。根据历史传说：太昊伏羲氏是父系氏族社会的第一位首领，也是父系社会开创人，可能是后人对父系社会首领崇高地位的追称。总之，大汶口文化是父系社会之最，太昊伏羲氏是父系社会的第一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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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皖北、苏北、豫东等不同地方出土的大汶口文化大口尊，却有相同的陶符族徽【昊】，必是同一个族群，即大汶口昊族，已具备民族属性。大汶口陶尊符号“昊”是一个氏族部落的标志性族徽。持有这种族徽的昊族居民，只能属于太昊系部族。有学者考证伏羲是太昊集团的一支，发源于东方，因西迁或者南迁，后代子孙分布在全国许多地方，不止远在天水伏羲庙，还有南方三苗祭奠伏羲。

复旦大学团队利用统计学分析方法，结合遗传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证据，首次确认了包含汉语在内的汉藏语系起源于大约4000-6000年前的中国北方黄河流域。而汉语是最早从汉藏语系中的分化的语族，这一时间可以追溯到大约5900年前，与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500年至4500年）年代相符合。

O2a2b1-M134/O2a2b1a-F450有两大分支：O2a2b1a1-M117与O2a2b1a2-F114(另称F444)。F114的下游支系O2a2b1a2a1-F46目前整体上在华南、西南和蒙古高原偏少，在山东、江苏、河北、山西、河南尤为集中，最大亮点是海岱地区，O2a2b1-M134分叉于内陆云南变得基本没有可能，再次证明O2a2b1a1-M117与均O2a2b1a2-F114是源自黄河下游O2a2b1a-F450突变分化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黄河下游平原经历了强烈的农业人口扩张，逐渐形成了现今汉族的主体成分之一。大汶口文化刘林遗址发现了O2a2b1a2-F114，这是M134东部起源的重要证据。


分子人类学证明N1b-F2905、O2a2b-P164均是中国东部起源的，形成了古东亚北方人群。N1b-F2905诞生出N1b1-CTS582和N1b2-M1819，O2a2b-P164诞生出两大分支O2a2b1-M134和O2a2b2-AM01822。N1b2-M1819、O2a2b1-M134从东至西扩张，形成了原始汉语系，N1b1-CTS582也是原始汉语系的最早参与者，与大汶口文化的强势扩张有很大的相关性。其实，早在距今5500年左右，大汶口文化在进入中期阶段后，就开始了急剧扩张的步伐。他们先是往北拓展至辽东半岛，然后又向南直逼江淮地区。但大汶口文化扩张的主要目的地显然不是南边或北边，而是西边辽阔的中原地区。M134衍生出下游支系M117/F8，和N1b2-M1819一起，形成了仰韶文化人群，由于受到大汶口文化扩张的压力，不得不西迁与羌藏土著D系混血，演变成藏缅语系，统称为汉藏语系。M117/F8在汉族和藏缅族中均有分布，起到桥梁联结作用，是汉藏语系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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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34的兄弟支系AM01822也是集中分布于中国东部，多样性很高，却在中原和西北、南方低频。八千年前，一个支系B451从AM01822突变分化，南下渡海迁徙，参与南岛语系的形成，演变成波利尼西亚语族，这不过是一个例外而已。除了一个南岛支系B451之外，O2a2b2-AM01822有很多的并列（兄弟）分支和上游类型，集中分布于中国东部，实属典型的北汉基因。后来，中原C2b1b-F845参与藏缅语系，而东部C2b1a2-F1319参与原始汉语系，殷商统治集团在原始汉语的基础上继承着双墩/大汶口陶文和龙山骨刻文，开创了著名的甲骨文。甲骨文的诞生，与商朝的祭祀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目前藏缅语系很多民族仍然处于母系社会，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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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a1b1-IMS002611/F11及其下游分支，在约6千多年前在中国东部地区经历了强烈的人口扩张，形成了现今汉族的主体成分之一，在原始汉语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却没有参与藏缅族群的形成。

汉语是汉藏语系里最独特的语言，虽然与藏缅语有一些同源词，但是在音调和语法结构上与藏缅语有根本区别，分为两个不同的语支：汉语系与藏缅语系。汉语之所以单有独成了一个语支，是因为东夷语言是上古汉语的底层。藏缅语属于多音节语、无声调语、黏着语。东夷语言才是现代汉语的根源：单音节、多声调、孤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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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山文化发掘出两千块骨刻文，被证实是商代甲骨文的主源头。甲骨文属于表象文字，决定汉语成为典型的“单音节孤立语，第一，是因为象形文字不表音，不体现原始藏缅语通过语音变化表现复杂的语法现象，第二，因古为海岱语言可能本身是分析语，他们形成的原始象形文字系统体现自身的分析语特征，因而原始汉语在书写过程和以文本为工具的传播过程中也强化了它的分析语倾向的演变。

从上面的遗传距离图及其常染构成看出，河南仰韶、内蒙古仰韶（庙子沟）、陕西仰韶、齐家等黄河上中游新石器组，介于大汶口文化组与尼泊尔古人之间，又接近藏缅语系，偏居一隅，显然就是藏缅语系的奠基者和传播者。大汶口文化各组、海岱龙山文化等东部族群，介于鲁北新石器早期人群与中原龙山之间，又接近山东汉族及其北方汉族，明显就是原始汉语的奠基者。
Wegene的地级行政区平均常染祖源的PCA图：徐州、宿州、淮北、宿迁、连云港、豫东和山东，关系都是很近的，祖先是同一群人，即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后裔，北汉常染比列居于全国之最，显然就是汉语系的奠基者人群。

1、大汶口文化黑陶鬶，黑色象征正统、威严和正义，玄鸟其实是一种黑色的神鸟，是大汶口氏族部落同尊共祭的始祖鸟、保护神。
2、大汶口文化白陶鬶，崇尚白色，像白鸟洁白肥泽。白色象征高雅、纯洁和端庄，祭祀时将白陶作为祭器或礼器，以表示恭敬、庄重。
3、大汶口文化红陶鬶，嘴像鸟喙，有柄和三个空心的短足，与太阳鸟图腾有关，像太阳鸟红红火火，好运连连。红色代表吉祥、喜庆、炽烈、快乐、豪迈、战斗精神、蓬勃、激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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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尚白、秦人尚黑、汉人尚红，皆源于大汶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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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学者高大伦指出：“在世界几大古文明中，三足器之丰富，是中华文明独有的。”自然界中没有三足动物，而中国人做出了三足鼎，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西方学者见了中国的三足器后，对它的“超稳定结构”大为赞叹。三角形具有稳定性，有着稳固、坚定、耐压的特点，祖先们早就知道这一原理，并以此原理制造“三足器”，并体现了祖先们的聪明和智慧。
从考古上看，贾湖文化遗址距今9000余年，考古出土了夹炭红陶三足盆。河北磁山文化遗址距今8000年上下，考古出土了三足陶器。陕西老官台遗址距今8000年上下，也出土了一些三足陶器。到了距今7500年的北辛文化时期，三足器基本定型，陶鼎数量越来越多。山东大汶口遗址，距今6000余年，考古出土了黑陶三足鬲、白陶三足鬶等。夏商周时期，中国人对三足器的爱好更进一步，除了三足陶器之外，又出现了三足青铜器，比如三足鼎、三足青铜爵等，数量繁多，蔚为大观。在新石器时代很早就有了三实足陶器，北辛等文化的早期三实足，和大汶口文化三袋足（也称为空三足）可能并不是同一条发展脉络。三实足陶器是为了立置圆底陶器和炊煮，和大汶口文化最早出现的三袋足陶鬹都是饮器、礼器要分开来看。在制作上也有明显区别，实足大都是另外做好组合上去的，袋足则是一次成形的。

大汶口文化居民率先创造出空三足器（也称为三袋足器），从而引领了黄河流域空三足器兴起的变革风潮。三袋足陶器，在世界各地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发现，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标志陶器。这类陶器，底部由三个大小均匀的袋形足支撑，易于受热，使器物加热面积增大，是饮食器具的一种进步。多出现在炊器鬲、鬶、甗、鼎和饮器斝、盉、爵、角上。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陶器上均有发现，一直延续到商周和秦汉。从其相似的功能与形状来看，鬶、甗、盉应该是由鬲发展而来。后来发明的青铜器刚开始常常模仿陶器，也有很多袋形足的造型。




近五十年以来，考古发掘、调查的成果使我们能在地图上标出百余处陶麓出土地点来。 从局部看来，这些地点是稀疏的、分散的，但若置于中华全图的背景之上, 则不难看出它们是相对集中、连成一片的。 陶龄散见于黄河中、 下游、 长江中下游和赣粤地区。 而这一广阔的地区正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史前时代最集中、最主要的活动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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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多年前, 陶鬶还仅仅是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特有的一种器物。 其后千余年间在与周围其他原始文化的交往过程中，使陶鬶不断向外传播。 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I 式实足鬶的影响仅及苏南一隅。 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阶段，II 式无腹袋足鬶，向更远的南方传播，在它的影响下良诸文化中出现两种以上的袋足鬶，其间接的影响达于江西、广东的部分地区。 进人典型龙山文化中晚期之后, IV 式筒腹袋足淞向西传播远及陕西、河南、湖北的诸“龙山期”遗存中，出现了新型的鬶和盉。 当中原二里头文化兴起之时，在当地 IV 式衡的基础上吸收了青铜器造型与风格的某些特点，自行发展为(也可能受到来自东方的影响) V 式束腰细足鬶和形制臻于完善的V 式盔。 在长江流域及其他地区一些与二里头文化大体同时的青铜文化遗址里也发现了 V 式鬶和 V 式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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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公元前两千四百年前后一段时间里，上述广大地区相继进入“龙山期”时，陶鬶最终被各地原始文化所吸收、 改造，成了“龙山期” 诸文化的共同的新因素。 陶鬶已不再是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特产”了。 这种薄胎、素面、造型奇特、独具一格的袋足器,在中华大地之外的任何地区都不曾发现过。 从这一意义上讲陶瀚也可以作为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器物。 由偷派生而来的益, 成为后来商周礼器中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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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讨论陶弩的发展、传播的历史，使我们从一个小小的侧面看到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在中华史前诸文化大系的交往融和过程中，不仅从其他文化中吸收养分丰富发展了自己、而且也相当积极、主动地向邻近地区施加影响。 在中华远古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史前陶鬶初论》作者：高广仁、邵 望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

大汶口文化的西进始于庙底沟文化势弱的晚期，亦即大汶口文化中期，当庙底沟文化解体后，其西进的脚步开始加快，这表现在河南临汝北刘庄、禹县谷水河、尉氏县椅圈马等遗址中都出现了大量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因素。西进的大汶口文化不仅仅是文化的输出，更主要的是侵略性质的殖民输入，这集中体现在这些遗址墓葬的葬俗和陶制生活用具上，几乎囊括了大汶口文化中期所有的生活用具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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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一类出现在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因素，主体分布于颍河流域，考古界遂称之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 可见，大汶口晚期对中原的影响具有革命性，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自此启动的中原地区的“龙山化”过程实则为“大汶口化”过程。


大汶口文化居民率先创造出空三足器（也称为三袋足器），从而引领了黄河流域空三足器兴起的变革风潮。三袋足陶器，在世界各地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发现，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标志陶器。这类陶器，底部由三个大小均匀的袋形足支撑，易于受热，使器物加热面积增大，是饮食器具的一种进步。多出现在炊器鬲、鬶、甗、鼎和饮器斝、盉、爵、角上。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陶器上均有发现，一直延续到商周和秦汉。从其相似的功能与形状来看，鬶、甗、盉应该是由鬲发展而来。后来发明的青铜器刚开始常常模仿陶器，也有很多袋形足的造型。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最早出现三足器（比如鬶、鬲、甗等）更大范围地向外扩散，西达中原地区及其黄河上流域，北传燕山南北地区，南抵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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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汶口文三足器谱系的发展、传播的历史，看到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在中华史前诸文化大系的交往融和过程中，向黄河上中流域及其北方地区、长江流域施加深刻的影响。 在中华远古文明形成的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文献中有“器以载礼”“器以藏礼”的记载，说明“礼”是通过某些实实在在的器物表现出来的。大汶口文化出土了较多的高等级器物，这为研究大汶口文化与中华礼制文明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关于礼制的起源，多数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时期礼制已经初步形成。但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从制度和器物层面已能见到礼制因素，中华礼制可能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萌生。夏商周三代大批出现的青铜礼器和生活器皿，在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的陶器群里，都能找到它们的祖形，基本上继承大汶口文化礼器的造型风格。

觚形杯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也就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一种典型器物，广泛流行于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觚形器发现数量众多，造型别致，式样丰富，且存在明显的文化演进序列。在大汶口文化墓葬里觚形杯与陶鼎共存的现象，似乎存在较为固定的器物组合，无明显的性别指征。关于其来源，可能是大汶口先民象形制器，受竹筒影响而创造的一种饮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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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已能看到酒器成组随葬，包括温酒用的鬶，注酒用的盉，储酒用的背壶、瓶、尊、壶，饮酒用的筒形杯、高柄杯和觚形杯。随着大汶口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转变，山东地区的社会阶层日趋复杂，这一复杂化过程不仅体现在墓葬的规模和结构反映出的阶层差别上，随葬品陶器器类和阶层差别之间也具有密切的联系，如酒器被上层阶层所独占意味着他们有着可以举行祭祀仪礼的身份。阶层秩序与礼器为中心的随葬器类分级表现出来的关联性，正是礼制的初期形态，这种礼制秩序在后来为夏商所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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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前夏商时期，以鼎、觚、爵为代表的大型青铜礼器，以璧、圭、琮、璋等为代表的精美玉器，一般应为国王、贵族或最高统治者所拥有的“重器”，可作为判断遗址性质的参考标准。商代青铜器大多属于礼器，在青铜礼器中，酒器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拥有和使用的品种、数量都有严格的规定。贵族等级和地位的区别，主要反映在酒器上而不是在食器上，以觚、爵为代表的酒器组合是商代最重要的礼器，所使用觚、爵数量的多少成为衡量贵族等级、地位和身份的根本标志，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酒文化在中国礼制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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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觚出现于商代早期，盛行于商代中、晚期，也是商代酒礼器制度的核心。目前所知最早的铜觚产生于二里冈时期，到殷墟三期发展到鼎盛，殷末周初走向衰亡，西周早期偏晚逐渐消失。它又逐渐成为了陈设品或插花器，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明末清初，又走入了另一个古物吉祥世界。觚的功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在不断地变化。

考古学文化一般以时代性较强的陶器为区分标准，如邹衡主张漳河下七垣文化即先商文化，郑光认为豫西的二里头文化即先商文化，张光直等坚信商人起源于豫东和山东的岳石文化。这些分歧表面是观点差异，主要反映世俗生活的陶器已经很难反映王朝统治者的族属。但大型城邑以及代表精神文化的因素更能反映统治者的族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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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界倾向于认为：殷商文明很可能有两个先商的源头：使用粗制灰色绳纹的日常烹饪陶器的被统治阶层可能来自豫北冀南的漳河流域，而使用夯土基址、城墙、铜器、文字等有财富和美术价值的宝贵物品的统治阶级，则可能来自东方的海岸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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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族因兼容而壮大势强，文化因广采而丰富多元。这与先商文化的考古特性基本相合，下七垣文化的形成具有突然性和混合性等特点，又与岳石文化关系密切，而其渊源文化则具有宏观的共性。先商时期的商族主要活动在今山东西部、河南东部、河北南部一带，其间商族的中心聚落屡次迁徙，但大致不出这一地域范围。商族在信仰、习俗等方面带有鲜明的东方特色，它的发源地很可能在黄河下游地区。先商时期商族的活动区域是许多不同部族杂居的地区，商族在频繁迁徙的过程中通过与各族的贸易、联姻、冲突甚至战争等途径广泛吸收其他部族的文化元素，不断丰富着自身的文化，这为殷商文明出现突变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