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在想，我们年轻人究竟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环境中。
我们这些生活在东方大国的普通人，背负着极大的压力。在这个资本主义极度发展的社会上，人们所创造的文化都是与自身的“生产”相割裂的。流水线工人在封闭的工厂中，一遍遍地安装零件，直到有人接替他的岗位，然后拖着身躯回到宿舍；外卖骑手在接单消息的催促下，奔向导航终点的单元门，在派单停止的短暂闲暇中才能点上一根烟；学生在路灯的映衬下奔去学校，在“学习改变命运”的催促中投入背诵和计算，又伴随着被路灯拉长的影子归来。当他们回到自己的栖身之所，躺在床上拿出手机，才能通过小说、动漫、游戏、短视频之类的方式来消遣，使自己暂时抛掉一天的压力，最后沉沉睡去。这些生活与生产相割裂的现象反映的是这样一种事实——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和物化。人作为人自身的主体，是绝不会想变为被人随意支配的物品，所以在这样一种被物化的过程中，人是必然会感受到各种不适与痛苦的。与此同时，社会规训塑造出一种鼓励物化的社会意识，“劳动创造财富”“成绩决定一切”都是这种社会意识的体现。这种社会意识是受到资产阶级、小市民阶级和一部分无产阶级追捧的。
这造成了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无产阶级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父母接受着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他们的父母作为已经被物化的人要求他们的子女接受这种物化。这种要求他人接受社会规训的思想是那些生于上个世纪7、80年代老一代人精神上的典型特征。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见证了8、90年代的种种“阵痛”，变为2000年后的一个个“经济奇迹”，他们感觉自己处在一个国家通过资本主义由“落后”走向强大的时代。所以，他们坚信，在这个社会中，只要努力就有回报，只要敢想敢做就能获得成功，只要这样就能改变自己过去“落后”的生活——这就是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时代特征。而他们的子女——那些生于2000年左右的新一代人——他们在童年时期就接受着“光辉”的历史宣传，接受着老一代人形成于上个世纪的价值观。由于上一代无产阶级们缺乏良好的教育（主要是逻辑方面），他们大多接触的家庭观念是“弟子规，圣人训”这种封建式的资本主义**制——即使其中的专制主义部分被极大的削弱，但仍会塑造岀某种“权威性”。他们想用这种“权威”来操控自己的子女，期盼着子女能够复现他们年轻时所听说过的那些成功神话。但他们造就的却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新时代的青年们从学生时代开始压力就极大，不同于过去那种为了博取更好的生活而拼命奋斗的学生们，新时代的青年们是被逼迫着投入到这种毫无人性的教育模式当中去的。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大分工的需要，学生们不得不进入学校脱离生产，应试性的教育模式又将脱产者散漫的天性压制住，强硬地用各种规章制度把他们集中组织起来，用他们对跌落到社会底层去过那种恶劣生活的恐惧逼迫他们内卷，然后把他们投入到“最公平”的成绩上的自由竞争中去。在这里，人被当成了劳动力市场上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质的差别的“物品”，作为个体的人的一切特性都被抹去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抽象的只存在于概念中的人，人就变成了一种商品。但是作为一个人，他会本能地抗拒这种物化。所以当信息壁垒被打破，他们认清了这样一个社会现实：绝大部分学生在这种压抑生活中痛苦地挣扎，然而得来的结局却是泯然众人的生活。但是，这种生活不就是所谓的学习要改变的那种命运——变成驱动这台创造了无穷竞争和剥削的，造成了阶级对立和社会不平等的，剥夺着工人劳动成果的肮脏机器柴薪的命运吗？所以学生们为了暂时逃避对未来的恐惧（这里不是克服或者别的什么词，因为可能一个人两个人能够克服，但是大多数人都要么是没有考虑那么多，要么是带着惶恐和不安继续面对明天的太阳），总而言之，就要在一种不被他人命令的情况下去做一些和“学生职业”毫无关联的事情，他们只能要在这个过程中证明自己的主体性，证明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这样的行为在老一代人看来就是“浪费时间”，在他们眼中，这些子女的主体性是被忽略的，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把自己的子女当成自己的私有物，他们的认识当中是不会觉得一个物会存在什么精神压力的，物只需要服从命令然后被投入工厂变成“人类无差别劳动的结晶”就好。在这一点上，他们这种行为甚至和殖民美洲、非洲，制造了残酷的奴隶贸易的殖民者没有区别。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了那些学生寻求精神寄托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