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新都的名人众多，著名的梅挚与“五瘴说”的故事就出自新繁。
梅挚（994年—1059年），字公仪，北宋成都府新繁县（今新都区新繁镇）人，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历任殿中丞、殿中侍御史、龙图阁学士、右谏议大夫等职，先后还出任苏州、昭州（今广西平乐县）、滑州（今河南滑县）、杭州、江宁府（今南京市）以及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等处的地方父母官。卒于河中府任上。
梅挚为官一生清正廉洁、光明磊落，且才智敏捷、博学多闻。宋仁宗曾褒奖他“言事有体”、苏东坡称颂他“执事骨鲠”，欧阳修赞扬他“清慎好学”。
梅挚早在滑州任职时，每年的修河护堰、工程浩大、原来都是百姓承担，而梅挚在任时却抽调金州兵丁协助护堰修河，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一次河水猛涨，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梅挚多日昼夜带领部下亲临现场督修堤岸，防止了水患带来的灾难。仁宗得知后特下诏嘉奖他的功劳。
嘉祐二年（1057年），梅挚被派往杭州上任，宋仁宗在为他送行时特赐诗一首。诗中勉励梅挚到杭州后，要大力宣扬宋朝的政化，分担皇帝的忧愁，获得当地百姓的颂扬。景佑年间，梅挚被调到昭州做官，在这里，他写下了《十爱诗》五律十首。
梅挚在昭州创作出了著名的《五瘴说》，很快在民间广为流传。由于他长期关心民生，“人走茶不凉”，昭州人民为他建了一座“梅公亭”，并把“十爱诗”和《五瘴说》刻在石壁上，以此表达对梅挚的崇敬和怀念。
梅挚留给后人的《五瘴说》文章不长，仅有一百二十字。
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殒，虽在毂下亦不可免，何但远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于土瘴，不亦谬乎！
瘴，又叫瘴气，是指在我国南方的亚热带潮湿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人一旦染上这种疾病，就很难医治。因此，在瘴气特别流行的地区，人们很害怕染上。在梅挚看来，自然界的瘴气的确可怕，但是对于当官做官的人来说，官场上的五种瘴气更为可怕。
梅挚写下的这篇《五瘴说》，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如匕首投枪，击中当时官僚们的要害。
六十年后的北宋元符年间，因直言上疏，受蔡京诋毁而被贬官昭州的邹浩读到《五瘴说》这篇好文，感而赋诗曰：“五瘴作时虽不染，一篇留诫指其然。”
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由广西经略安抚使朱晞颜跋文，请书家右俛特书《五瘴说》，雕刻在风景如此俊美的桂林龙隐崖。
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把梅挚的这篇文章作为“官家药石”，警醒世人。
1963年3月，郭沫若先生游览桂林山水时，当登上榕树楼看到梅挚的这篇《五瘴说》后，激情颇发，特作诗一首，其中有两句这样说道：“榕树楼头四壁琛、梅公瘴说警人心”。可见这篇文章对后人的深远影响。
新繁东湖公园李德裕石碑的像后面，刻有梅挚的《五瘴说》。清光绪元年（1875年），新繁人严渭春做广西巡抚，巡访桂林时，在龙隐崖看到了刻在崖壁上的梅挚的《五瘴说》，回到新繁后多次提起这事。
新繁人吕子丹在贵州罗斛当官上任后，遂派人前往广西拓制梅挚的《五瘴说》；光绪三年（1877年），吕子丹返回新繁后特意把《五瘴说》的拓片赠送与龙藏寺方丈雪堂和尚。光绪六年（1880年），雪堂方丈请工匠将梅挚的《五瘴说》刻于龙藏寺的碑林。光绪十年（1884年），新都知县段莹又将梅挚的《五瘴说》刻在了新繁的东湖公园内。
梅挚（994年—1059年），字公仪，北宋成都府新繁县（今新都区新繁镇）人，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进士，历任殿中丞、殿中侍御史、龙图阁学士、右谏议大夫等职，先后还出任苏州、昭州（今广西平乐县）、滑州（今河南滑县）、杭州、江宁府（今南京市）以及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等处的地方父母官。卒于河中府任上。
梅挚为官一生清正廉洁、光明磊落，且才智敏捷、博学多闻。宋仁宗曾褒奖他“言事有体”、苏东坡称颂他“执事骨鲠”，欧阳修赞扬他“清慎好学”。
梅挚早在滑州任职时，每年的修河护堰、工程浩大、原来都是百姓承担，而梅挚在任时却抽调金州兵丁协助护堰修河，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一次河水猛涨，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梅挚多日昼夜带领部下亲临现场督修堤岸，防止了水患带来的灾难。仁宗得知后特下诏嘉奖他的功劳。
嘉祐二年（1057年），梅挚被派往杭州上任，宋仁宗在为他送行时特赐诗一首。诗中勉励梅挚到杭州后，要大力宣扬宋朝的政化，分担皇帝的忧愁，获得当地百姓的颂扬。景佑年间，梅挚被调到昭州做官，在这里，他写下了《十爱诗》五律十首。
梅挚在昭州创作出了著名的《五瘴说》，很快在民间广为流传。由于他长期关心民生，“人走茶不凉”，昭州人民为他建了一座“梅公亭”，并把“十爱诗”和《五瘴说》刻在石壁上，以此表达对梅挚的崇敬和怀念。
梅挚留给后人的《五瘴说》文章不长，仅有一百二十字。
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殒，虽在毂下亦不可免，何但远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归咎于土瘴，不亦谬乎！
瘴，又叫瘴气，是指在我国南方的亚热带潮湿地区流行的恶性疟疾。人一旦染上这种疾病，就很难医治。因此，在瘴气特别流行的地区，人们很害怕染上。在梅挚看来，自然界的瘴气的确可怕，但是对于当官做官的人来说，官场上的五种瘴气更为可怕。
梅挚写下的这篇《五瘴说》，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如匕首投枪，击中当时官僚们的要害。
六十年后的北宋元符年间，因直言上疏，受蔡京诋毁而被贬官昭州的邹浩读到《五瘴说》这篇好文，感而赋诗曰：“五瘴作时虽不染，一篇留诫指其然。”
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由广西经略安抚使朱晞颜跋文，请书家右俛特书《五瘴说》，雕刻在风景如此俊美的桂林龙隐崖。
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把梅挚的这篇文章作为“官家药石”，警醒世人。
1963年3月，郭沫若先生游览桂林山水时，当登上榕树楼看到梅挚的这篇《五瘴说》后，激情颇发，特作诗一首，其中有两句这样说道：“榕树楼头四壁琛、梅公瘴说警人心”。可见这篇文章对后人的深远影响。
新繁东湖公园李德裕石碑的像后面，刻有梅挚的《五瘴说》。清光绪元年（1875年），新繁人严渭春做广西巡抚，巡访桂林时，在龙隐崖看到了刻在崖壁上的梅挚的《五瘴说》，回到新繁后多次提起这事。
新繁人吕子丹在贵州罗斛当官上任后，遂派人前往广西拓制梅挚的《五瘴说》；光绪三年（1877年），吕子丹返回新繁后特意把《五瘴说》的拓片赠送与龙藏寺方丈雪堂和尚。光绪六年（1880年），雪堂方丈请工匠将梅挚的《五瘴说》刻于龙藏寺的碑林。光绪十年（1884年），新都知县段莹又将梅挚的《五瘴说》刻在了新繁的东湖公园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