傩戏的原始形态是早期的傩或傩祭，它在中国早期社会里是一种祭祀鬼神的巫术活动。傩这一习俗在殷商时代已经出现，西周时代作为一种固定的祭祀活动在当时的中原地区盛行。其目的主要是驱鬼逐疫，逢年过节举行，设有专职人员掌管，并以一定形式固定下来，代代相传。

根据《诗经·商颂·那》的记载，殷商早期的傩戏基本形态是先摇桃(靴)击鼓进行颂扬祖先，然后祷告、管与磬[qìng]合奏、庸与鼓大作、万舞表演、高唱“自古在昔”乐歌等。西周时期，傩戏有了具体的形式，一是与民俗蜡祭相结合，呈现出傩蜡之歌的特色。二是具有方相氏体系的歌，主要以巫咒祝、册告形式呈现，或以狂夫乐歌的癫狂形态呈现。

据《论语·乡党》记载，当时孔子看见傩舞表演队伍到来时，会穿着礼服站在台阶上毕恭毕敬地迎接。另外，也有资料提到孔子每到大年除夕，都会“朝服立于阼阶”，恭恭敬敬地参加“乡人傩”这一逐鬼驱疫的仪式。这体现出孔子对傩舞这种古老仪式的敬重。

东汉时期的“大傩”，方相氏增加了十二个神兽助手，驱殴的对象。除了周代就有的疫（鬼），还增加了“魅”、“恶梦”、“不祥”和最毒害人的“蛊”。张衡在《东京赋》中说，经过震撼人心的驱傩仪式，达到了“阴阳交合，庶物时育”。这里已寓有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人寿年丰的祝愿。而这种蔚为壮观的大傩仪式，增加了歌舞和情节，已具备了“仪式戏剧”——傩戏的雏形。

到了隋唐时期，各种傩的形态都有了发展。以敦煌傩为例，它成了沙洲全城官民僧侣最盛大的节日仪式。从驱傩词“儿郎伟”中得知，它驱除的鬼魃[bá]竟包括了侵扰沙洲（敦煌）的异国敌人。这里的傩，其内涵已同保卫国家、包围沙洲城、创造美好家园和幸福家庭联系在一起了。

唐代时，傩祭的规模和影响得到极大发展，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岁末节祭活动。宫廷驱傩活动中，方相氏增为四人，参加驱傩队列的童子从汉代的120人发展为500人，驱傩时有音乐机构参与，官员与百姓都可以观看。而且唐代的官傩发展到了州县一级，比如唐开元年间规定上州六十人，中、下州四十人，县级二十人，这使得傩文化快速走向民间。唐代之前的傩仪、傩祭通常只有驱逐疫鬼的功能，而唐代的民间傩仪将傩祭的驱逐仪式与祈求仪式结合起来，傩祭的适用范围也得到很大发展，民间傩仪气氛热烈奔放，巫师逐鬼时身着皮衣，戴着面具，敲锣打鼓，高声狂呼，还会洒酒助兴。

元代时，傩仪不再被史官记载于正史之中。出现这一状况的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宋代傩仪的重大变革，使傩仪的宗教文化内核——以方相氏为首的驱鬼逐疫仪式，几乎全部丧失。二是元之后的都城不再傩文化的中心区域，而迁至了现今的北京。三是由于元代统治者禁令聚众赛社集场。

明代的傩戏与社祭相结合，体现了社戏的特点。明朝对鬼神文化特别敬重，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全国的都府州县各级设立城隍庙祭鬼神体系，其中的“厉坛”祭“强死鬼”习俗，即沿革殷商以来祭的仪式风尚。摊礼与乡社赛祭仪全面结合，呈现出社戏的特色。明嘉靖年间，由专业乐工扮演的“神”出现，在“鼓乐”的引导之下到各家去讨“赏劳”，标志着百戏向“社戏”的变异，“社戏”表演体系已趋向成熟。

中国傩文化仍活跃或残存于汉族和20多个少数民族的广大地区，涉及到二十四五个省、自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