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时不时在思考用典这个手法,按我个人归类在诗文整体的层面上应该分成三种,一是依事,二是依情,三是依意境,三者的关系类似赋比兴之于诗经,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而以偏向程度来划分。
依事用典偏好罗叠精炼后的旧事,从每个典故中各取所需,以相类的要素穿成一条诗线。典例是辛弃疾,如“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一阕三典,说实话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联系。这样的写法使本已叙事的典故可以活用作为修辞服务于另一叙事,但同时可见地削弱了诗歌尤其是词的原教旨主义派美感,较短诗歌(而词更是)一般注重描写抒情的点到为止的模糊感且不那么重于叙述,按此逻辑相较之下辛弃疾的确应称作以文入词。这种用典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旧书堆里的恢宏史诗感,用时代和旨意均跳跃的节点拉开短短篇幅的内容广度,感情藏在无数扇门后的书袋里。因此说到辛弃疾的诗歌鉴赏,高中范围以内的感情感答起来其实很简单,无非是概括性的心怀天下壮志难酬,但事实上单篇分析的难度呈几何倍数增加,用典本已难答,该手法导致的实际情感同典故情感的偏差难上加难,只可会意,无法落到纸上。
依情用典注重使用主旨相类的典故,多数为人物,精确地表达情感。李白是其中的佼佼者,如“陈王昔时宴平乐”“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许多情况下可能连用,因此与依事用典很类似,有别之处是此用法的中心指向性更加明确,有统一的感情主题,为抒情而非叙事服务。赋到沧桑句便工,而有负向情感的人会趋近有同样感受的群体,求同是一种自我排解,把自己的愁苦溶进空间和时间维度上更大的愁苦中去,对于诗人来说,是将目光投向过去的更伟大的人。更伟大的人都如此,那么我也如此的话,比起更羞愧或许会是更有认同感甚至是自豪感,当然也只是一种宽慰。这很好证明,浪漫主义教主李白为什么不经常用浪漫主义始祖屈原的典故,因为他不像屈原,也不想当屈原,他们的感情不相似,写屈原疏解不了他的忧愁。像李白一样的诗人把自我藏到更伟岸的人背后去,窃用言外之意,纵他人之口舌抒躬身之沉浮,文人相轻的壁垒被久远的年代打破。
依意境用典通过在对汉字本身的实视觉、对被描写景象的虚视觉、对典故中情境的想象视觉,自然也包括五感其他觉中接受被诗人主观筛选过的信息,传达难以被实际感知的氛围、情绪等大体积的抽象概念。这种隐晦委曲的表达注定使之比起另两者更为独立存在,如果说依情用典是精确,那么这种手法就是精微。很完美的例子是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叙事了吗?好像没有。描写了什么?没什么。抒的什么情?不好说。同时也未咏物和说理,也不是什么我目前没想起来的类别。他完全把典故当修辞手法用,这个修辞比比喻拟人都高级,后两者是把不可感知概念的抽象程度降级到可感知级别,然后再通过读者的脑内翻译抽象升级还原到原概念,相当于有损压缩再解压(事实上这里就是前文的实际运用),李商隐跳过了这个步骤直接导出了40.0G大文件,好处是信息传递准确,坏处是对两方配置要求都太高,诗人要有足够的笔力功底就不说了,读者也需要有一定的文学素养才能读进脑子。为了达到目的,依意境用典的使用者潜心于文句的雕琢,不要多繁复佶屈,但必须恰到好处,语不惊人死不休。我感觉惯用类似手法的还有李贺姜夔等,前者有“东关酸风射眸子”“羲和敲日玻璃声”,后者有“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突然发现这段好像没怎么说典故的事,总之这样的用典手法表面上已经可以形成赏心悦目的感觉,深层次上通过对典故多维度的要素提取,千丝万缕地构成统一的诗境。与依事用典不同的是,这里选取的典故联系更为幽深紧密,拥有各个方面更类似的情态,从而达成独特的表达效果。
前两者需要读者对典故有一定了解,最后一种虽然没有太多积累也能读懂,但读出字面之外的超链接含义的话一定会有更加深刻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