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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勋在朝数十年，一直以清廉著称。乾隆皇帝也深知其人。然而，真正使乾隆皇帝感动，并真正了解刘统勋，却是在刘统勋病逝之后。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某日，刘统勋于黎明时入朝，“至东华门外，舆微侧，启帷则已瞑”。一个大学士死在上朝的途中，不能不使乾隆皇帝大为震惊。于是，乾隆皇帝“亲奠其宅”，至其家，发现“门闾湫隘”，入室之后，“见其俭素，为之恸”。回朝之后，乾隆皇帝对左右近臣说：“如刘统勋方不愧真宰相，汝等宜法效之。”乾隆皇帝要在朝的官员们向刘统勋学习，是要提倡清廉之风；而史家记载了刘统勋的事迹及乾隆皇帝的话，显然是希望后人法效之，使清廉之风永存。
当然，能使刘统勋有真宰相之称并不是光是嘉奖，而是“乾隆十七年，诏命刘统勋入军机处行走，所谓大学士非兼军机处，不得为真宰相。至此，刘统勋为真宰相矣。”
诸城刘氏家族能在清朝中期如此显赫，说明了这个家族能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就是所谓“历史潮流 浩浩荡荡 顺之者昌 逆之者亡 ”。
清朝第一叛逆刘大同建立“大同共和国”
从刘统勋(1698-1773)去世，过了108年，诸城刘氏又诞生了最后一位在清朝政府做官的后代-刘大同。

根据史料得知，刘建封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廖仲恺、陈其美等交往密切。
他在政事之余，经常聚众宣讲救亡图存、革命共和的道理，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聚集在他的周围。安图革命气氛一时骤浓，大有山雨欲来之势。1911年9月，安图县有家戏园开张，向他求联。他饱蘸笔墨，慨然疾书：“鼓动起四百兆同胞，才算一台大戏；妆扮出五千年故事，真成万古奇观。”这幅充满火药味的楹联，揭开了安图民主革命的序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刘建封得悉立即在安图响应举义，宣告成立“大同共和国”，并通告中外。他激情满怀，引吭高歌：“桐叶一落天下秋，梅花一放天下春。试问秋兴共多少，毕竟不如看花人。”他还为自己改名为“大同”，为三个孙子分别取名为“平民”、“平权”、“平等”，以示自己矢志革命、创建大同世界的政治抱负。
刘建封在安图举义不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即兴兵前往征剿。刘建封屯兵于安图西北的牡丹岭，与前来征剿的清兵摆开阵势。“逐寇白山陲，我军酣战时。半天大风起，犹闻征马嘶。鼓鼙声未歇，血带雪花飞。”义军以逸待劳，以一当十，一举把清军赶出牡丹岭。刘建封拟乘胜进击，扩大战果，远征奉天，不料赵尔巽从郑家屯调来张作霖部，进剿安图。由于义军寡不敌众，遭到清军残酷镇压。
“大同共和国”作为新生的共和政体，它比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早两个多月，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个脱离封建王朝统治的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
从忠实于清朝的安图县县令转变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个脱离封建王朝统治的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大同共和国”的缔造者。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大同实乃清朝第一叛臣。
“海岱高门第”世受清王朝恩泽诸城刘氏，由出了第一个汉族”真宰相到“第一叛臣”，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只能说明了诸城刘氏这一家族顺应时代潮流、适时而动，识大体的家族精神，这是多么充满睿智与远见的大智慧呀。
这种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的政治远见，不仅贯穿在整个诸城刘氏家族的历史中，而且更体现在刘大同传奇而颠簸的后半生旧民主革命的生涯之中。
刘大同-从南孙北刘到反孙救孙，最后隐逸山林

臧克家在1983年12月写给诸城文史资料委员会的信中，提到辛亥革命后曾有“南有孙中山，北有刘大同”之说。这种评价涉及刘大同在旧民主革命时期的地位，虽然有些夸张，但并非空穴来风。刘大同自清末加入同盟会，后举义安图、成立“大同共和国”，刺杀窃国大盗袁世凯，主盟东三省，“由辛亥、癸丑以至丙辰诸役无不与其事”，数十年间，“抄家二次，引渡二次，通缉七次，悬赏逮捕三次，监视二次，驱逐三次，受审十一次，艰辛备经，屡濒于殆”，为北方旧民主革命巨擘。他一生批判专制独裁，追求民主政治，发历史之先声，尤难能可贵。
但是，刘大同和孙中山同为旧革命巨擘，在推翻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建立新的民主共和政体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却产生了分歧，甚至加入了反对孙中山的陈炯明阵营。
是什么原因造成刘大同与孙中山的分歧呢？
关键是在于
1在满蒙问题上的分歧，孙中山。“二次革命”后，孙中山亡命东洋，受日本说客的影响，加之他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想还较狭隘，或者是出于暂时的舍卒保帅的政治策略，曾答应日本出让满蒙。对此意见，刘大同一贯坚决反对，甚至要对孙中山“怒挥老拳”。据笔者已去世的祖母回忆，刘大同甚至在开会的时候抛翻桌子，拂袖而去。
2刘大同与孙中山的主要矛盾是在革命的组织原则上。在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失败后，孙中山加强组织性，实行权威政治，成立中华革命党，竟“一变至道”，实行他当年在洪门帮会那一套，在孙中山手订的入党誓约中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的誓词，还要在上面加印右手中指指摸。《中华革命党总章》第十条规定“凡党员有叛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第十一至十四条按照入党时间先后进一步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分别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有功公民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先进公民则仅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 理想主义者刘大同缺乏变通，且豪气盖世，不甘人下，他对孙中山的这些做法深恶痛绝——当然不仅是他，很多老革命者如黄兴、李烈钧、陈炯明、陶成章等也都非常反感，甚至因此与孙中山决裂（其中陶成章被孙中山授意陈其美、蒋介石暗杀），孙中山也不再重用这些革命元勋，另外启用奉他为神明的蒋介石、汪精卫等少壮派新人。

就是上述原因，造成了刘大同与孙中山的分歧，也造成了刘大同后半生颠沛流离的悲剧性命运。
虽然“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刘大同却能抛却个人矛盾，在紧要关头救了孙中山的性命。
辛亥革命老人孙墨佛回忆说“１９２２年在中山先生大元帅府任参军，住在他老师刘大同家里。６月中旬的一天，刘大同突然请孙墨佛为“最大人物”写一幅挽联。这使孙墨佛大吃一惊。“最大人物”在当时是指中山先生。那时，陈炯明嗾其豢养之政客散布“南北两总统同时下野”的论调，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山先生，为闹兵变制造舆论。刘大同是陈炯明的顾问，参预陈炯明的机密。他的这番话，明确地透露了陈炯明图害中山先生的阴谋。
孙墨佛说：“危害革命的事，一定要反对。象我这样一代的人，是受中山先生教益很深的，一心想为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陈炯明的阴谋一定不能使他得逞。”
于是，孙墨佛悄悄地找到大元帅府秘书长谢持，又一起去找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听后十分惊讶。
据孙墨佛回忆，当时，向中山先生反映，但先生以“炯明虽怀异志，尝思有以感化之”。长住在总统府的参军，先后数人不断反映“陈军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果然，６月１６日就发生了陈炯明叛军枪击总统府事件。而中山先生已登上“永丰”舰，脱离险境。
孙墨佛毕生以“忠肝义胆夜救孙中山”以荣，但是，仔细推敲，这件事情实则是刘大同有意救孙中山，原因如下
1作为“抄家二次，引渡二次，通缉七次，悬赏逮捕三次，监视二次，驱逐三次，受审十一次，”搞政治的职业革命家，在知道孙墨佛的身份以及因为多年师生之谊知其秉性情况下，怎么能在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的紧要关头透漏这么大的消息呢？
2 刘大同既然参与陈炯明集团谋害孙中山，那么就是置之于孙中山与死地而后快，怎么会写挽联呢？
3 刘大同本来就擅长书法，就算为政敌写挽联，尤其是“最大人物”，这样一件能快意恩仇的事情，会让自己的学生代笔吗？
所以说，是刘大同有意给孙墨佛泄露了这个消息。

关于这件事，还有个后续故事，。刘大同先生有三孙，取名平民、平权（又名心源）、平等（后改名刘萍），分别定居于沈阳、高雄、天津。“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内子孙，因刘大同曾与孙中山有分歧等原因，被株连遭受迫害。三房曾孙刘荣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1979年7月赴京拜谒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不久，宋庆龄办公室发专函致天津市革委会，刘氏后人终于获得平反———这也是间接为刘大同“平反”，为以后展开对刘大同资料的收集，研究，埋下了伏笔。当孙、刘交恶时，宋为孙中山夫人兼秘书，在刘大同知情甚至参与的陈炯明“六一六”兵变中，宋庆龄在兵火颠沛中，不幸难产，作为受害者，她应该备悉原委。她对刘大同的意见，无疑是最具权威的。
刘大同这种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救了孙中山的性命，但是，与陈炯明一样，以孙中山的胜利为结束的“六一六”事变也便成了刘大同政治命运的转折点，成了现代史上悲剧性人物。
从芝叟，疯道人、芝里老人，这些刘大同给自己起的号上就可以看出后半生的郁闷不得志。
但是，不论怎样，虽然刘大同后期的革命生涯不如早期的风起云涌轰轰烈烈，但是，他都是诸城刘氏家风的忠实实践者“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刘建封在自己主办的《渤海日报》上发表文章，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联共抗日”的爱国义举，报馆竟遭查封，他本人险遭特务暗杀。1938年，日军诱他担任伪职，他严辞拒绝，当场撕毁日方文契。日军恼羞成怒，竟派特务采用暗杀手段，子弹射中他的头部，“创甚剧而卒未死”，昏睡七日后方才脱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专程赴天津造访辛亥老人刘建封，共庆中国获得新生。已是耄耋之年的刘建封亲眼目睹自己追求一生的“大同”理想终成现实，满怀欣世之情，以诗志贺：“人人盼共和，徒嗔莫奈何。今日新成立，我先击壤歌。”1952年7月1日，刘建封在济南病逝，享年88岁。
作者后记
纵观诸城刘氏家族辉煌而显赫的历史，以及清朝末代子孙刘大同传奇而颠簸流离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家族的高瞻远瞩之处是在于以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国势处于盛世之时，势必显赫荣耀，而处于乱世中秋，能顾全大局，牺牲小我，虽身处困厄之境，但终究被历史的发展所承认，而名垂千古。这种形成于百年前的朴素的家族精神，正是契合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哲学的最高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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