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些目标与李祹在《训民正音》序文中所提及的目的一致，即谚文的主要服务对象是普通民众。朝鲜语与汉语在发音和语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对于没有条件也没有精力来学习汉字的大多数朝鲜民众来说，谚文的创制无疑为民众吐露自己的想法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但这确实也会损害以汉字为手段来掌控书写乃至言论话语权的两班们的利益，自然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我們首先知道，按照西周時期通行的禮制，婦人本來都沒有諡號，即唐代孔穎達等人所說“婦人法不當謚”，當然首先是王后無諡。這樣做的道理，是因爲“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孔穎達等《春秋左傳正義》卷二）。可是到了春秋時期以後，禮壞樂崩，舊有的制度不斷發生更改變易，女子的諡號便也隨之浮現於世。《左傳》開頭記載的第一條史事，內容如下：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西晉杜預注此“聲子”云：“聲，諡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一）顯而易見，聲子得諡的原因，是由於她不是正夫人，不得“繫夫之謚”。其情形，乃如清人孔廣森所言：“春秋之初，下成康未遠，諸侯夫人猶從君之諡，衛有莊姜、宣姜，鄭有武姜是也，非正嫡則無諡。”（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卷三之上）所以魯隱公纔特地爲乃母定立諡號。於是，中國歷史上最早見於史籍記載的女性諡號，便由此產生了。

聲子獲得諡號的情況雖然有些特殊，但婦人得以單獨稱諡之例在魯國一開，其後袞袞諸公正室夫人的後嗣，也都紛紛效行其事，以尊奉其母。很快，在魯莊公二十二年，就給自己的母親、亦即桓公的姜姓正室夫人定立了“文”這個諡號，稱之爲“文姜”（《春秋》魯莊公二十二年）。這樣定立諡號的道理，是“夫人以姓配諡，欲使終不忘本也”（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卷三之上）。這麼一來，就把聲子那個別有原因的特例，轉換成了誰都可以仿效的定例，以致“魯自文姜以後，不别適庶，皆各自爲諡”（孔廣森《公羊春秋經傳通義》卷三之上）。

魯國情況如此，其他各國不同程度地也都有類似的做法。至春秋後期，甚至東周君主景王，也給自己的王后定了“穆”這個諡號（《左傳》昭公十五年。宋羅泌《路史·發揮》卷五《論諡法》）。儘管穆后得諡同其先於景王逝世有關，即乃夫尚在世上活得好好的，自然無法預知他的諡號是什麼，這個逝去的皇后也就無法附從於他丈夫的諡號，但像魯隱公次妃聲子、桓公夫人文姜等這樣一些業已行用的婦人諡號，還是給景王之后獲得這個獨立的諡號創造了適宜的文化環境。

一般來說，當這位羋夫人在世的時候，臣子們衹要稱她爲太后即可，因爲活着的太后衹有一位，沒必要再別加區分。《戰國策》等文獻記載，赧王四十五年、亦即秦昭襄王三十七年，周君之秦，行前，有客對周公子冣說：“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以應爲太后養地，秦王、太后必喜。”（《戰國策·西周策》。《史記·周本紀》）這裏所說“太后”，就是當時人對這位羋夫人的普遍稱謂，而那時並沒有什麼“宣太后”的說法。長沙出土“廿九年漆卮”，銘文曰“廿九年大（太）后”云云，研究者以爲這裏所記“大（太）后”，就是昭襄王母宣太后（李學勤《論美澳收藏的幾件商周文物》，刊《文物》1979年第12期）。這一當時的實物，足以印證《戰國策》上述記載符合歷史實際。

如上所說，這位羋夫人並不是惠文王的正室，而惠文王的正室夫人已經佔據了“惠文后”那個“繫夫之謚”，這樣昭襄王想要給其生母羋氏一個相應的稱謂，尊而奉之，便衹能仿效魯隱公爲其生母定立諡號的做法，給予“宣太后”之名了。宣太后在私生活中耽溺於魚水之歡，同時也十分樂於操弄權柄，且手段高強。在這兩點上，秦始皇生母趙氏夫人，都與其高度相似。既然在秦國已有宣太后這個成例在先，秦始皇帝想要效行其後，給自己的生母奉上一個諡號，自屬合情合理。

齐国的始封国君是姜太公，他可能是个帅哥，而且他的基因可能是强势遗传，故而齐国公室先后涌现出诸多美女，宣姜和文姜即是其中的佼佼者。文姜不仅容貌倾国倾城，私生活更是惊世骇俗。她尚未出嫁前，就与自己异母的哥哥齐襄公兄妹乱伦。大概这件事弄得天下人皆知，所以齐僖公急于把这个女儿嫁掉。刚开始齐僖公看上了当时还是世子的郑昭公，祭仲力主接受，但郑昭公拒绝了，他的理由冠冕堂皇，谦虚地表示郑国是小国，齐国是大国，自己高攀不起，实际上可能是在意文姜的私生活。后来文姜嫁给了鲁桓公，但她依然与齐襄公藕断丝连，私情不断。鲁桓公与文姜一起去齐国，文姜与齐襄公旧情复燃，继续兄妹乱伦，鲁桓公知道后，当然很生气，齐襄公为了掩盖这件事，派人杀了鲁桓公。鲁桓公的儿子鲁庄公继位后，就要面对如此棘手的事情，母亲与舅舅乱伦，两人合谋杀了父亲，怎么办？鲁庄公当然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也不能对母亲如之何，只好把她安置在齐国和鲁国交界的地方，这样反倒更加方便了文姜和齐襄公的往来。因此，鲁桓公去世后，文姜兄妹的幽会，史书上记载得非常详细，似乎生怕落下一次似的。在《诗经·齐风》中，《载驱》《敝笱》《南山》等篇章都给予文姜严厉的批评。

虽然文姜和夏姬都被冠以“淫乱”的称号, 从《春秋》和《左传》的中可以窥看到她们自身的不同以及作者对文姜和夏姬的不同评价。她们对自身和夫国的影响不同, 也有其社会背景。《春秋》里有鲁国史官对文姜有较详细的记载:
《春秋·庄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三月, 夫人孙于齐。”
《春秋·庄公二年》:“冬十有二月, 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
《春秋·庄公四年》:“四年春王二月, 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
《春秋·庄公五年》:“五年春王正月, 夏, 夫人姜氏如齐师。”
《春秋·庄公六年》:“冬, 齐人来归卫俘。”
《春秋·庄公七年》:“七年春, 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冬, 夫人姜氏会齐侯于谷。”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 在《春秋》经中, 文姜的名字出现时, 前都有史官对她的尊称:“夫人”二字。可见她身份的特殊。同时, 文姜与齐侯会面时, 史官用“会”或“享”来写, 杨伯峻在注中曰:“‘会’和‘享’是诸侯君王之间才有的礼节。

文姜的婚嫁是极为隆重的, 先有鲁桓公和齐僖公“会于嬴, 成昏于齐也。”后有《春秋·桓公三年》曰:“九月, 齐侯送姜氏于讙。”可见两国对于这桩婚姻的重视。在此之前, 《左传·桓公六年》曰:“公之未昏于齐也, 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郑大子忽辞曰:“齐大, 非吾耦也。”在郑大子忽打败戎师之后, “齐侯又请妻之” (此时, 文姜已嫁给鲁桓公四年) , “固辞”。可见, 齐僖公想把文姜嫁给他自己欣赏的郑大子忽。从侧面也反映出齐侯对文姜的重视, 而大子忽并不想和齐国联姻, 并非为大子忽因听说了文姜的淫乱之后才“辞”的。当时, 文姜尚未婚嫁, 亦无所谓“淫”的传闻。大子忽辞婚很平常的事。如在《左传·桓公十一年》载:“郑昭公之败北戎也, 齐人将妻之。昭公辞。”在《左传》中, 辞婚之事是很普遍的。文姜嫁到鲁国后, 生子时亦受到鲁国高度的重视。《左传·桓公六年》曰:“九月丁卯, 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 卜士负之, 士妻食之, 公与文姜、宗妇命之。”不仅仅是其子同受到了重视, 在给孩子取名时, “公与文姜、宗妇命之”, 这足以看出鲁桓公对文姜的尊重和文姜在鲁的显赫的地位。

从当时齐鲁两国的政治局势看, 齐国国力日强, 而鲁国则每况愈下, 而鲁桓公娶于齐, 是通过联姻来求庇于齐。齐襄公死时, 鲁庄公继位时尚不满十二岁。文姜频繁的以诸侯国君之礼“会”或“享”齐侯。庄公十五年文姜再次如齐, 十九年、二十年又两次至莒国。而这些显然和所谓的“淫乱”无关。对于文姜在庄公七年前 (齐襄公在位时) 的出使活动, 杜预作注:“齐姜与齐襄公会, 至齐地, 则奸发夫人。”杜预对庄公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解为“书奸”, 仍然认为文姜淫乱而为之。故后人多以“淫乱”定位文姜。杨伯峻说:“文姜于桓公三年嫁至鲁国, 至此已三十五年, 则其年龄已五十余矣”, 杜注“恐未必然”。如若文姜出使是为了所谓的“通奸”, 则她两次至莒国则作何解释。文姜的出使活动又多在庄公继位初的几年, 文姜的出使应该是一种外交手段。清代于鬯先生认为:“综其一生, 干国如是, 故春秋历历表之, 传于此特明其为书奸, 书奸者, 书其干国事也。”[2]“文姜在齐鲁争强, 鲁国国势日趋劣势之时, 数度以国君之礼与齐国国君会晤, 协调齐鲁关系。至莒国加强营鲁联盟, 以增强鲁国实力和地位。在她的有生之年以其外交能力, 减缓鲁国地位下降的速度, 从这个角度看, 文姜不失为中国古代一位颇有能力的女外交家。”[3]并且, 在《左传》中, 参与政治的贵族女性, 充当外交使臣的现象屡见不鲜。如鲁僖公夫人声姜为解救丈夫作为鲁国的公使, 《春秋左传注·僖公十七年》载:“会齐侯于卞”, 经过声姜的交涉, 僖公归国。“文姜如齐、如莒等与诸侯相会, 亦如同鲁君一般。从鲁国史官的记载看, 是将文姜作为执政看待的。”[

《史记》作者司马迁对文姜的描述更倾向于肯定她的才能和功绩，而非将她定性为“淫乱”、“私通弑夫”的女性。司马迁写道：“文姜有齐国政，中使，上书，言政事，齐人称其智，秦人称其明。”
这句话表达了人们对于文姜的赞扬，认为她是一个有着政治头脑的女性。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从更客观的角度来看待文姜的形象，将她塑造成一个有着优秀才能和卓越贡献的女性。

关于春秋时期的齐国贵族女性——文姜这一重要女性人物的形象分析,目前学界基本上沿袭这样的研究方向:有史载,桓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泺。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在此之后文姜便被贴上“淫乱”和“私通弑夫”的标签。此说始于《左传》,至汉《史记》《毛诗序》《列女传》等也皆承此说;再后来,至明清时期,有学者从文字训诂的角度,开始为文姜辩诬,部分学者认为《左传》中所书“奸”实为“干”,是参政之意,而非为文姜通奸的记述。自此,文姜“摄政说”始露头角;而近年来,部分学者的观点是在辩证分析文姜“淫乱”一事是否属实的同时,着重考据其政治上的才能。

思远佛寺
位于山西大同西寺梁山，即北魏中期都城——平城附近的方山，为北魏文明太皇太后冯氏陵园内的佛堂，始建于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年）。1981年大同市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发掘。为目前发掘年代最早、文献有明确记载的北朝寺院[5]。佛寺遗址坐北朝南，平面呈纵长方形，周长约290米。按照南北中轴线由二层平台、踏道、山门、塔基、佛殿和僧房等几部分构成（图二）。第一层平台相当于寺院的范围，第二层平台在第一层平台中部偏北，均为夯筑，石块包边。山门和踏道居于第一层平台南部正中。土木结构的楼阁式佛塔是该寺院的主体建筑，塔心位于第二层平台中部偏南，平面呈方形，分层夯筑。塔心四周有殿堂式回廊，面阔五间，内无隔断，可绕塔礼拜。佛殿位于塔后，为面阔七间、进深二间的结构，寺院西北角还发现有僧房建筑的残迹。思远佛寺的建筑格局为单院式，南门、佛塔和大殿等主体建筑沿南北轴线依次排列，塔作为寺院的中心建筑，大殿位于塔后，这是北魏迁都洛阳前“前塔后殿式”佛寺配置的基

思远佛寺修建后不久，冯太后又在其故国北燕龙城（今辽宁朝阳）修建了思燕浮图。从1986年起，为配合朝阳北塔的保护重建工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朝阳市博物馆对北塔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勘探和发掘，发现了在三燕和龙宫殿基址上改建的思燕浮图遗址，发掘了塔基及环绕周边的殿堂遗迹，并在塔基北部勘探出可能是佛殿的夯土台基，初步确认该佛寺也是以土木结构楼阁式塔为中心，前开山门，后设大殿，周围环绕院墙的“前塔后殿式”寺院建筑[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