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蔡质的《汉官典职仪式选用》，详细记载了汉灵帝册立宋皇后之仪。仪典大致包含以下环节： (1) 群臣上立后奏章；
(2) 皇帝批复同意；
(3) 皇帝下立后诏书；
(4) 皇后即位典礼；
(5) 皇帝下诏大赦天下。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云：
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节奉玺绶， 天子临轩， 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盖下， 东向， 宗正、大长秋西向。宗正读策文毕，皇后拜， 称臣妾， 毕，住位。太尉袭授玺绶， 中常侍长乐太仆高乡侯览长跪受玺绶，奏于殿前，女史授婕妤，婕妤长跪受，以授昭仪，昭仪受，长跪以带皇后。皇后伏，起拜，称臣妾。讫，黄门鼓吹三通。鸣鼓毕，群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1孙星衍等：《汉官六种》，第209—210页。见于文献记载的汉代册后仪式虽仅以上一条，但从该文的几处细节可知，此前应该已经存在比较成熟的册后礼制。首先，蔡质在叙述宋皇后即位典礼时，提到昭仪、婕妤在皇后玺绶传递过程中任职。昭仪、婕妤都是西汉嫔妃的称号，东汉内宫并无昭仪、婕妤之号。故此，蔡质在记叙立宋皇后仪制时，很可能征引了西汉旧典， 且未处理好所有细节。另外，群臣请立皇后的奏章中，有“群臣妾无得上寿， 如故事”一句。光武帝建武十七年(41)，下诏废郭氏而立阴氏，诏书称此举为“异常之事”。(范晔：《后汉书》卷10.《皇后纪第十上》，第406页)光武帝认为，后位易主并非国之福祉，故命众人不得向阴氏上寿祝贺。请立宋皇后奏章中提到的“无得上寿， 如故事”，即指光武朝册阴氏为皇后时的规定。

皇后即位典礼是整个仪程的核心。典礼当天，皇帝、百官、嫔妃等亲临现场。太尉持节奉皇后玺绶， 宗正宣读立皇后策文。皇后向皇帝称“臣妾”后，拜受文书、玺绶， 皇帝颁诏大赦天下。
结合前引平帝、王莽聘后仪程，追究聘后与册后的根本区别：被册女性成为皇后之前， 一般都是排位靠前的贵妾， 需要当面接受皇帝册命，伏在皇帝脚下称“臣妾”后，才能被称为皇后；
被聘女性则没有“妾”这个前置身份，入选女性只需经宗庙卜核， 便可与皇帝缔结婚姻，迎亲使团奉上玺绶， 方可称皇后，不必经过皇帝许可，更不必向皇帝跪拜称“臣妾”。
简言之，被聘为皇后的女性是皇帝妻，与皇帝是伦理主导的夫妻；
被册为皇后的女性是皇帝臣妾，与皇帝是政治主导的君臣。儒家经典文献展示的婚礼，强调夫妻齐体、尊卑与共。“天子之制”的核心要求， 是皇帝至上无匹。相较之下，册后礼建构的帝、后关系，显然更符合汉家追求的“天子之制”。

汉代后妃建制的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武帝时期，臻于王莽时皇后即位典礼是整个仪程的核心。典礼当天，皇帝、百官、嫔妃等亲临现场。太尉持节奉皇后玺绶， 宗正宣读立皇后策文。皇后向皇帝称“臣妾”后，拜受文书、玺绶， 皇帝颁诏大赦天下。
结合前引平帝、王莽聘后仪程，追究聘后与册后的根本区别：被册女性成为皇后之前， 一般都是排位靠前的贵妾， 需要当面接受皇帝册命，伏在皇帝脚下称“臣妾”后，才能被称为皇后；
被聘女性则没有“妾”这个前置身份，入选女性只需经宗庙卜核， 便可与皇帝缔结婚姻，迎亲使团奉上玺绶， 方可称皇后，不必经过皇帝许可，更不必向皇帝跪拜称“臣妾”。
简言之，被聘为皇后的女性是皇帝妻，与皇帝是伦理主导的夫妻；
被册为皇后的女性是皇帝臣妾，与皇帝是政治主导的君臣。儒家经典文献展示的婚礼，强调夫妻齐体、尊卑与共。

“天子之制”的核心要求， 是皇帝至上无匹。相较之下，册后礼建构的帝、后关系，显然更符合汉家追求的“天子之制”。。儒家经典文献设计的“五班次系统”，被当做模板引入制度实践。“比视”使汉初就已吏化的皇帝妾群，与位、爵、秩建立起明确的对应关系， 以帝、后为首，阴阳相协的政治身份序列随之建立。更多女性走出家庭，在帝国的政治秩序中获得明确的政治身份。在其他制度、措施的配合下，汉帝对诸侯王的身份优势，成为事实。
与此同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一批儒生， 意识到帝、后等齐至上并不是这场改革的最终目的， “天子之制”的核心要求应该是皇帝至上无匹。为配合这样的政治需求，董子“因天之大数”，建构起一套“阳尊阴卑”的理论体系。《春秋繁露》云：“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1苏舆：《春秋繁露义证》， 第325页。经过“阳尊阴卑”文饰，皇后强是皇帝嫡妻，贵为天下妇人之首，却属阴位卑， 必须居于皇帝之下。

理论铺垫完毕，如何在实践中确立皇帝至上无匹的政治身份，成为后妃建制改革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经过王莽秉政时期的两次聘后实践，汉帝国的制度设计者意识到，帝、后婚礼是帝、后等齐的伦理依据， 废止聘后礼是消解这一依据的有效手段。儒家经典文献中的“姪娣媵系统”，也因对帝、后婚礼的硬性要求， 而无缘东汉的制度实践。
进入东汉，册妾为后成为定制，嫔妃等级与爵秩序列的比视关系被调整，皇后身份下降一级， 与诸侯王等齐， 加之诸侯王妻改号“王妃”，以皇帝为首的政治身份序列最终确立，皇后彻底成为皇帝臣妾。汉帝国距离理想中的“天子之制”又进一步。“比视”作为一种制度手段，对后代的后妃建制产生了深刻影响。“五班次系统”也成为魏晋隋唐时期后妃建制的经典摹本。

@桑氏伪齿鸟 @金錯刀筆吏 @掌上珊瑚巨蟹 @曌绰娥💫 @L女皇 要根据这篇论文，东汉皇后的实际礼法地位下降了

正因为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做出了如下贡献：第一，组织并推广了高级麻纸的生产和精工细作，促进了造纸术的发展。第二，促进皮纸生产在东汉创始并发展兴旺。第三，因受命于邓太后监典内廷所藏经传的校订和抄写工作而形成了大规模用纸高潮，使纸本书籍成为传播文化的最有力工具。所以，有关东汉用纸书写的资料较多。《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云：在邓后即位（102年）前，“万国贡献禁绝，惟岁贡纸墨而已”[6]。可知邓后即位前方国已贡良纸。东汉时期，宫廷内还设置有掌管纸墨的官吏。《后汉书·百官志》载，少府守宫令，“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尚书令右丞“假署印绶及纸笔墨诸财用库藏”。

由于唐代前期的官学规定只有具备一定品级的官员子弟才有资格入学，这样官学基本上被世族子弟所垄断。而作为科举考试的另一重要来源的乡贡则是以平民为主体，他们很难有入官学系统学习儒家经典的机会。这种双轨制对人才的脱颖而出极为不利。所以，武则天时，直接从各地征召士人到洛阳，官学生徒在科举中的优势渐渐消失，其结果是直接导致官学衰落。而安史之乱更是致使官学遭受重创，从此一蹶不振，并引发科举制的变迁，即与官学衰败一致的明经科的地位也日趋下降，被认为是“不足发名成业”的科目，在仕途上受到公开排斥，而与明经同为常科的进士科则日渐受到重视。此后，随着科举取士制度考试内容、科目的演变，以诗赋为考试内容的进士科逐渐成为士人所追逐名利的主要科目，诗赋亦成为士人学习的主要内容，而这并不是官学教授的主要内容，舍弃官学而去寻觅另外的求学之所成为不少士人的选择，这成为唐代中后期官学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陈诗宇(扬眉剑舞)李芽
中国妆容之美
初唐：从简约保守转向华丽绽放
│公元618年—公元712年│
论中国古代权势最大的女性，不可不提武则天。自入宫到退位，武则天历经初唐至盛唐，近七十年里，随着整体国力、经济、文化风气甚至气候等各种因素的改变，这一段时间的宫廷装束，不管是整体审美，还是妆面、发型、首饰、服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质朴简约发展到华丽浓艳。作为一位最终登上帝国政坛顶端的女性，武则天对当世时尚也有强大的影响力。

武周：盛妆华丽绽放
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政事皆由武后处理。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周”，直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被迫退位。武则天对有政治象征意味的服装进行了各种创新和改革，几次赏赐高级官员、诸卫将军华丽的绣袍、铭文袍，以猛禽、兽类象征文武官员。同时，随着女性政治地位的大幅提高，日常女装的风格也有很大的转变。这一时期可算是唐代女性形象最从容自信、丰满匀称、曲线优美的一段时间，同时着装风气也最为开放和暴露，首饰、妆饰也逐步走向华丽。在一个女性当权的时代，这是合乎情理的转变。
双瓣鬟髻与单瓣鬟髻一起，成为武周时代最流行的发髻，其形态也逐渐由小变大，在武周末年发展成为饱满圆润的大髻，也出现了作为替代品的同形义髻，以簪钗、系带固定。
武周期间，女子妆面更加浓艳华丽。横扫粗眉，胭脂腮红的面积从眉下一直扩大到脸侧，额上花钿的造型除了简单的扇面形，还晕染出各种花朵、卷草、卷云等复杂花样，两侧斜红不再只是一道红晕，也会绘成复杂的花样。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从吐鲁番阿斯塔那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张雄夫人墓中出土的一批彩绘着衣俑，所绘面妆花样各不相同，精致非常。张雄夫人下葬时的随葬品是其子张怀寂特地准备的，张怀寂九岁随高昌王入京，在长安接受教育成长，深受都城文化影响，这批木俑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长安女性的妆容特色。当时的武则天，妆面大体也应该是这样华丽。

武周开始流行凤鸟首饰
除了普通的簪钗，首饰也有了更加装饰化的发展，步摇、凤饰成为主流。上翘翻卷的云头形、花朵形、卷草形簪钗开始大量出现，其下连缀一挂或者一排挂饰的步摇簪。陕西礼泉乾陵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石椁线刻中所描绘的仕女，不少都在发髻一侧插戴一支步摇簪，簪首或作卷云忍冬花型，或作朵花型，或作凤鸟；垂饰或一枚，或一挂，或成排，样式丰富。还有在头顶簪戴大型立体凤鸟头饰的情况。陕西西安韦氏墓石椁椁门上的仕女线刻，头冠外形模拟男冠，冠顶正中也立有一只正面展翅的凤鸟，口衔垂珠串，旁插步摇簪，此搭配或为武周前后女性当政时所创的新制，昙花一现。

叶卡捷琳娜曾高调宣称商业就像自己的“孩子”，在其登上王位后便重申了这项昭告。凭借这些法律法规，俄国商人保住了《1649年法典》赋予他们从事贸易和制造业的专有权；贵族和农民被获准出售的商品种类仅限于他们在自己的村庄里自行生产的产品。由于俄国的大宗商品贸易主要是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因此，这种限制基本上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换句话说，此时的俄国事实上已经实现了贸易自由。

这类旨在刺激经济的立法所发挥的积累效应是：给了本就孱弱的俄国中产阶级致命的一击。一方面，政府剥夺了商人获取农奴的权利，而农奴是当时俄国最主要的劳动力资源，当然也是最廉价的；另一方面，政府实际上也给予了其他社会群体参与商业和制造业的机会，这样一来，那些原本只能在暗地里与商人展开竞争的社会群体，现在可以公开合法地与其竞争了。这类立法最大的受益者是贵族与农民。贸易和制造业与农业重新结合，经济活动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到了村庄。皇权放弃了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仅保留着对若干主要的国防工业企业的控制），这对于俄国的中产阶级来说不仅没有任何帮助，而且还将其置于同农村各个社会群体的竞争之中，这种竞争无处不在，且比皇家垄断更加令人生畏。

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很快便显现了出来。遍及整个俄国的农民开始了规模空前的贸易活动，范围涉及市场上的大多数食品（谷物、果蔬和家畜）以及家用和农用器具。在1767—1768年叶卡捷琳娜的立法委员会上，商人就对农民给他们造成的竞争高声抱怨。到了19世纪初期，农民占据了俄罗斯贸易份额中的大部分，他们可以公开地进行贸易活动，且不用缴纳政府对城市中属于基尔特[插图]级别的商人强制征收的高额年度注册费。此外，农民也不用承担商人所必须承担的各种各样的国家义务。

这些新的法律法规在工业方面也产生了极富戏剧性的结果。贵族这时从商人那里拿走了制造业和矿业中的一些最具价值的业务。叶卡捷琳娜在经济方面的立法所衍生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副产品，即是出现了大规模的农奴工业。叶卡捷琳娜时代俄国农民法律地位的恶化不应遮蔽其经济状况改善的事实。经济政策的自由化使农民能够无限制地进入贸易和制造业，由此给农民带来的繁荣可能是俄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无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