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非凡的是，这些为俄国最早的机器工业奠定基础的举措是由农民而非商人实施的。由于无权获得农奴劳动力，商人只能将自己的商业活动局限于向农民企业提供原材料、销售其工厂生产出来的成品。工业生产的过程并不经他们之手。曾经在英格兰掀起了一场经济和社会革命的机械化棉纺工艺，在俄国完全适应了农奴制，并在其温床中发展了起来。技术创新的结果是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技术与莫斯科罗斯遗留下来的奴隶劳动体制异乎寻常地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违背了19世纪的信念：工业制度与奴役是不相容的。

。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经历了重要的转变。因为尽管人们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印象以其情史为主，但正是她而非彼得，使俄国的体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将俄国带上了西化的道路。
伊丽莎白允许高等教育机构的毕业生跳过低级官阶。然而，至少就官僚体系中的低层而言，彼得的基本原则还是得以保留，普通官员不得不等待一个合适的空缺才能晋升到下一个更高官阶。
这一原则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早期被摒弃，几乎与君主专制取消强制性国家服役同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赢得支持。1764年4月19日叶卡捷琳娜颁布诏令，所有高级文职官员凡不间断地在某一级官阶任职7年及以上者，将被晋升至高一级官阶。[插图]3年后，参议院向女皇询问她希望如何对待那些仅差几个月不满7年任职条件的官员，他们还停留在原来的级别上，而他们的同伴却幸运地高升了一级。叶卡捷琳娜给出了一个非正式的回答，然而这个非正式的回答却导致了一个重大的后果。她下令对所有在一个级别上任职最少满7年的文职官员予以普遍和自动的晋升。这项于1767年9月13日做出的决定，成为一个被严格遵照的先例；此后，它成为俄国文职官员以资历为基础的晋升法则，无须过多地考虑个人的任职资格、工作业绩或是否有空缺的职位。

后来，叶卡捷琳娜的儿子保罗将大多数级别的提拔年限缩短至3年。这样一来，由于跳过第十三和第十一级已约定俗成，一个文职官员即有理由确信，一旦达到最低的官阶，只要守住岗位并与上级相安无事，便很快就能达到梦寐以求的第八级，进而为其后代赢得世袭贵族的地位。（由于对这类被授予贵族头衔的官吏大量泛滥有所担心，尼古拉一世与亚历山大二世对进入世袭贵族的门槛限制在最高的五级、四级，参见178页。）叶卡捷琳娜的政策将官秩表倒了过来，原来是级别随着职务走，如今是职务随着级别走。

1762年的宣言，在1785年的《俄国贵族权利、自由和特权诏书》的强化下，使君主制失去了对土地财产的掌控。1767年的诏令又使其失去了对官僚体系的掌控。从此，皇权除了将在某一级上待够了规定年限的官员传送至自动晋升阶梯外，便无事可做了。如此一来，官僚体系成了国家机器的绕颈绳。通过国家机器，这根绕颈绳又缠绕在了生活在国家与皇室土地上的居民的脖子上，因为国家机器正是这些土地和人员的管理者。在当时已经有敏锐的观察家记录到了这种体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因为19世纪的每一位君主都想重新掌握被叶卡捷琳娜二世那么轻率地就丢掉了的对侍臣阶层的控制权。在所有尝试中最著名的，是1809年亚历山大一世根据斯佩兰斯基的建议颁布诏令，要求官员在晋升第八级之前必须通过资格考试，并允许官员以通过考试的方式直接从第八级晋升至第五级。然而，这一尝试以及其他类似的尝试在官僚集团的顽固抵抗下一直未能成功。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地主对农奴的主宰权的确近似于奴隶主。不过，地主在法律上从未拥有过对农奴的所有权，他只是拥有束缚着农奴的土地。在废除农奴制时期，地主也没有因解放农奴而得到补偿。法律严禁买卖农奴。虽然一些地主违法从事着这种交易，但基本上可以确信的是，俄国农奴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在自己的木屋里与家人一起度过一生。

18世纪90年代教会全面融入国家官僚体系的过程中，叶卡捷琳娜二世迈出了另外一步。她下令将主教辖区的边界与省级行政辖区的边界看齐，以便省长更容易控制教会。所有这些举措的后果是，俄罗斯的神职人员在18世纪被改造成为非常接近于官吏的群体。
叶卡捷琳娜二世积极鼓励人们对政治思想的兴趣。当时俄国上流社会普遍存在的无知与冷漠使叶卡捷琳娜二世感到十分惊骇，于是她开始着手培养具有公共意识的公民群体，似乎是为了反驳孟德斯鸠关于俄国只有领主和奴隶、没有平民阶层(tiers état)的观点。而她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远比通常所认为的多得多。诚然，尽管她的《训令》包含了从孟德斯鸠和贝卡里亚的著述中抄录的格言，却没有实际效果；为了给俄罗斯制定一部新的法律以代替《1649年法典》，她于1767年组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但也是无果而终。不过，这些经验也绝没有白费。《训令》的大量刊印和广泛传播，使俄罗斯精英熟悉了西方的政治和社会思想。

在叶卡捷琳娜继位后的第一个十年内，俄罗斯图书出版的数量增加了五倍。在她的统治末期，面对由她自己培育起来的自由之势，叶卡捷琳娜显示出了些许的矛盾。而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给她带来的恐慌使她转而开始压制独立思考。但是，叶卡捷琳娜晚期的逆转不应掩盖其做出的贡献。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功劳在于发起了一场被俄罗斯人用一个不可译的短语（字面意思是“社会运动”）所描述的运动。这实际上是一场公开表达观点与公共活动相结合的广泛的“社会运动”。俄罗斯社会就是借助这场运动才得以维护其独立存在的权利。如此看来，俄罗斯国家已经全能到了甚至可以扶植一个自己的反制力量。

1727年，大部分低级官吏的工资待遇均被正式废除，受到影响的公务人员都被告知要自谋生路。到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情况有所改善。叶卡捷琳娜二世对省级地方的行政管理事务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大幅提高了财政拨款的额度；在1767年有差不多1/4的财政预算被拨出用于此目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以确保公务人员能够按时领到工资。但是，最根本的问题仍然存在。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其之后的时代，公务人员的工资非常低，以至于大多数人仅靠工资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开销，因此他们不得不寻求额外的收入来源。
不仅如此，公务人员的工资是用纸币支付的。这种纸币首发于1768年，发行后不久就开始贬值，到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其价值以银币换算已仅剩下面值的1/5。因此，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没有能够改变官僚阶层的经济状况，自然也没有能够改变在这种经济状况基础上形成的官僚阶层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跟武后有关农业方面
农业方面，上元二年正月“给复雍、同、华、岐、陇五州一年”，免除京畿地区赋役；三月，天后在邙山举行亲蚕仪式，为天下妇人作出表率；仪凤三年十月，罢停剑南、陇右的岁贡；开耀元年，诏停各方贡物，同时免除雍、同、华、岐四州两年地税以及河南、河北一年的地税。据以上史料可以发现，农业上的优惠政策更多倾向于京畿地区，而像免除河南、河北的地税，主要原因还是永隆元年河南、河北地区发生了大水灾。节省开支方面，表现为在多次灾害发生后出台相应减少御马数量或减少御马饲料开支的措施。仪凤元年，诏停南北中尚、梨园、作坊，同时减少少府工匠人数。高宗更是在永隆二年下诏诫育雍州长史李义玄“朕思还淳返朴，示天下以质素。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时稍不丰，便致饥馑……糜费既广，俱害女工……务遵节俭也”，显示出帝王勤俭治国的理念。
在武周朝，由于武则天的统治中心在神都洛阳，在天授二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可以说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举措。唐初，一旦关中地区遇到自然灾害，粮食供应不力的窘境就迫使皇帝和百官必须奔赴洛阳就食。粮食供应紧张，一方面与当时关中地区地狭人稠造成的人地关系紧张局面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关中地区交通不便，粮食转运压力大也有不小的关系。抽调关中户数补充洛阳，既有利于缓解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的人地紧张状况，洛阳的新增人口又利于加快神都的发展与繁荣。
在以下几种契机下国家会相应免除百姓的赋役：一是改元，如在改元万岁登封时诏令“天下百姓无出今年租税”、万岁通天元年改元时“免今岁租税”、长安元年改元时“给复关内三年”等；二是祥瑞出现，垂拱二年十月，雍州官员报有山踊出，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同时“给复一年”；三是帝王临幸某地，如圣历二年，“如福昌县，曲赦”、大足四年“如兴泰宫，赦寿安县，给复一年”等；四是封禅等礼仪活动，万岁登封元年腊月丁亥“禅于少室山。己丑，给复洛州二年，登封、告成县三年”；五是皇帝对故乡的恩赐，如在天授元年“改并州文水县为武兴县，依汉丰、沛例，百姓子孙相承给复”。

为了解决边线军需问题，武则天多在边地设置营田使，以解决边地的军粮问题，缓解因军事行动造成的粮食短缺局面，如在如意元年，任岷州刺史张仁楚为宁远将军、检校庭州刺史兼营田大使；延载元年，命娄师德为“河源、积石、怀远等军及河、兰、鄯、廓等州检校营田大使”；长安元年，郭元振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屯田等。事实上自上元后，娄师德即在西北边地兼管营田事务，天授年间武则天曾对其功绩予以表彰：“自卿受委北陲……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行支给。”可见，郭元振、李汉通边境屯田效果极好。

在册立武则天为皇后仪式中，高宗令“文武群官及番夷之长，奉朝皇后于肃义门”，首创册后仪式上朝贺皇后这一环节，有意加强皇后在群臣中的威势；显庆元年三月，皇后于北郊参与祀先蚕仪式；显庆五年，高宗在身体恶化的情况下，允许武后参与朝政；龙朔元年，武后抗表劝谏高宗勿需御驾亲征；麟德二年，武后抗表请求泰山封禅祭地祇以自己为亚献；上元元年八月，“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十二月天后上建言十二条等。此后，在上元二年，武后在祀先蚕的活动中达到“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的规格。高宗逐步将武则天视为其皇权的延伸，一是允许武后以女性身份代替原本充当亚献位置的宗室徐王李元礼；二是在祀先蚕活动中突破皇后享有的规格。历代皇后祀先蚕活动除了相关官员外，通常只有命妇陪同参加。只有皇帝亲自参加的仪式像祀先农仪式才需要百官陪位。可见，高宗提高武后的政治地位显然是有计划的，甚至提高到充当皇帝政治代言人的角色。

中国妆容之美
作者：李芽 陈诗宇
嗜妆极则慈禧太后
《宫女谈往录》记载了慈禧对化妆的重视：“尽西头的一间，是她的卧室兼化妆室……临窗东南角有一架梳妆台，这是老太后最心爱的东西。她亲自研制的化妆品，都放在这里。她早、中、晚要在这里消磨两三个小时。老太后是个爱美的人，也教别人爱美。她常说：‘一个女人没心肠打扮自己，那还活什么劲儿呢？’”慈禧很擅长保养，每天早上要先用热水泡手，把手背和手指的关节都泡松软了，再用热毛巾敷脸，减少脸上的皱纹，再吃一碗银耳羹，补充胶原蛋白。都忙活完了，她“坐在梳妆台前，由侍寝的给轻轻拢拢两鬓，敷上点粉，两颊手心抹点胭脂，然后才传太监梳头”。“梳完头以后，老太后重新描眉毛，抿刷鬓角，敷粉擦红。六十多岁的老寡妇，一点也不歇心，我们看着都有点过分”。宫女最后这句评论心直口快，却是一针见血。慈禧对自用的妆品很是在意，都是自己研制的。

不论根据文字记载还是历史图片的呈现，慈禧的妆容并不追求浓艳，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内在肌体的保养上，《清朝宫廷秘方》中就记载了大量慈禧所使用的保养配方，如“慈禧太后加减玉容散”“西太后沤子方”“老佛爷玉容葆春酒”“老佛爷香发散”等。即使她所用的彩妆，也是以追求美养兼顾、香药同源为宗旨的，而这恰恰是东方妆道的核心追求。

及至晚清，随着西学东渐，女性妆容慢慢开始受西洋风格影响，中式古典妆容的程式逐渐被打破。在妆品制作和美容保养方面，由于历史的积淀，再加上慈禧太后的助推，则不断推陈出新，达到了中国古代妆品史上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