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定王后
宠信僧侣
与中宗、仁宗的灭佛政策不同，文定王后听政的时候，对于僧人普雨信任有加，甚至要赐予官职，引发与士大夫阶层的激烈摩擦。在她当政期间，佛教势力重新抬头。
林巨正暴乱
明宗十四年，朝鲜政治混乱，当时还是制造稻草鞋工人的林巨正遂纠合对现实不满人士在黄海道，京畿道一带开仓放粮，接济贫民，袭击官衙，刺杀官员。一度曾打入开城。鼎盛之时，黄海道一度脱离政府管制，后明宗和文定王后派遣精兵3000，捕捉他手下。削弱了他的实力，1562年，林巨正战败被捕，同年9月被处死。
死后争议
明宗二十年（1565年）4月，文定王后病逝，她执政期间，争议不断，她本身能够持身正守，限制朝鲜外戚贵族的部分不法行为，在位期间，党争暂时陷于低潮。但是也有人说她放纵小尹派成员的行为，导致朝政出现腐败。相比于中宗的母亲慈顺大妃，她的专权行为，也是引发大量朝鲜儒家士子的不满，因此再史书上她也是朝鲜唯一评价充满争议甚至是贬大于褒的王后。他的亲信尹元衡和郑兰贞也在文定死后失势，小尹派也就此极速没落。

女人天下对文定的评价@嘻哈笑話王✌️ @掌上珊瑚巨蟹 @金錯刀筆吏
可惜国内李朝这几位垂帘大妃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论文

@嘻哈笑話王✌️ @金錯刀筆吏 @掌上珊瑚巨蟹 @曌绰娥💫 @桑氏伪齿鸟 但是韩国编剧对仁粹大妃评价就很高，认为成宗的“盛世”是她一手缔造，还觉得她可以掌控儿子，实际上她没有垂帘过，也控制不住成宗和燕山君

]明宗恭宪王（1546—1566年在位）即位后，由文定王后伊氏（明宗之母）摄政。王后崇佛，欲再兴佛教。四年，构仁寿宫于旧净业院。同五年，王后以备忘录示领议政尚震曰：“良民日渐减缩，军卒困苦之状，莫甚于此时。此非他故，民有四五子，则厌惮军役之苦，尽逃为僧，以此僧徒日繁，军额日缩，至为寒心。大抵僧徒之中，无所统领，则难禁杂僧。祖宗朝大典，设立禅教宗，非崇佛之事，乃所以禁防为僧之道。近来革废，故弊将难救。以奉恩、奉先寺为禅教宗，依大典大选取才，及为僧条件，申明举行可也。”翌年，文定王后立两宗禅科的主张正式得到通过。这时，江原监司郑万钟引进麟蹄郡雪岳山百潭寺僧普雨（法号虚应）大张佛法，以靖陵奉恩寺属禅宗，以光陵奉先寺属教宗，决定自第二年进行禅科初试，“会试讲经，制述赐牒，略仿文武科。八道寺刹，一时鼎新”。
但是，文定王后的兴佛活动不是没有阻力的。时大臣三司“廷论普雨之罪”，“馆学儒生请诛妖僧普雨，屡疏未得，请空馆出去。王日遣承旨史官，招谕儒生，令就食堂，儒生无就者。朝廷招朝官之父兄者，使各劝喻子弟就馆，如此数月余”。[44]二十年（1565），文定王后薨，台谏与太学生金忠甲等连章请诛普雨。乃命流普雨于济州，牧使边协杀之。同二十一年，罢因普雨之力而再兴之禅教两宗之僧科，文定王后扶持下的兴佛活动至此彻底流产。

半岛女主
它的第一位女王是真平王之女善德女王（在位时间：公元632-647），当她过世以后，侄女真德女主继位，开启了一段女皇妃当政主朝的兴盛时期；景文王之女，真圣女主在公元八八七年因兄宪康王、定康王过世而称王，并于十年后禅位于宪康王庶子峣（孝恭王）。除此以外，摄政的女性还有景德王妃（满月夫人，公元742-780年摄政）、尹大妃（贞憙王后，公元1418-1483摄政）、尹大妃（文定王后，公元1501-1565摄政）、沈大妃（仁顺王后，公元1532-1575摄政）、金大妃（孝懿王妃，公元1800-1803摄政）、金大妃（纯元王妃，公元1834-1839摄政）、赵大妃（神贞王妃，高宗在公元1863年继位后其以“大王大妃”垂帘听政）。在朝野内外的支持呼声背景下，高宗于一八九七年在德寿宫登基称帝，宣布大韩帝国成立。一九〇七年七月，高宗李熙退位，皇太子李坧承袭皇位，史称纯宗。皇太子妃尹氏随即封后，成为继明成皇后闵氏以来的中殿新任人选，同时她也是大韩帝国唯一的皇后。

19世纪朝鲜王权的一个特点是，国王皆是年幼或年少即位，即位初期必然经历垂帘听政，如纯祖即位后由英祖的贞纯王后庆州金氏垂帘听政，宪宗即位后由纯祖的纯元王后安东金氏垂帘听政，哲宗即位仍由纯元王后安东金氏垂帘听政，高宗即位后由宪宗母亲神贞王后丰壤赵氏垂帘听政。这既是“势道政治”产生的原因，也是“势道政治”发展的后果，导致每一代本就先天不足的王权在成长初期就已被“势道政治”控制，后期难以突破其权力包围，以至于国王成为金赵两家的傀儡，这在哲宗时期达到高潮。　　宪宗十五年（1849），宪宗无嗣而逝，安东金氏与丰壤赵氏围绕王位继承人问题展开激烈角逐，两大外戚集团各以纯元王后金氏、神贞王后赵氏为后宫代表在王族旁支中寻找棋子。最后，纯元王后以长辈身份占得优势，选取恩彦君李裀之孙李元范为王位继承人，封德完君，命郑元容前往江华岛迎接李元范，改名李昪，入承纯祖大统，成为纯元王后的养子。

确立垂帘听政体制，全面恢复哲宗家族名誉。新王登基之际，纯元王后垂帘听政，确立安东金氏对朝堂的控制。在哲宗即位前一天，纯元王后下令为哲宗祖父恩彦君恢复爵位，建造祠宇，同时删改公私文籍中有关恩彦君的罪行记录，新建恩信君李禛的祠宇。哲宗即位几日内，纯元王后又下令按照德兴大院君的前例，追封哲宗生父为全溪大院君，恢复伯父常溪君李湛的爵位，追赠伯父丰溪君李瑭及兄长永平君李昱，追封嫡母、生母为大夫人。

哲宗在位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从即位年到二年的纯元王后垂帘听政时期、二年纯元王后撤帘还政到八年纯元王后去世、八年到十四年哲宗去世。可以说，哲宗王权在安东金氏的严密控制下极度弱化，这是朝鲜时代的王权遭遇外戚压制的空前形态。安东金氏压制了王室、儒林、言官，控制了备边司、议政府、六曹，在哲宗时期成为权势熏天的政治集团，虽然丰壤赵氏暂时屈服，但仍伺机而动，所以哲宗朝廷政治的核心主要围绕金赵两家的斗争展开。在此局势中，以往的士林政治遭遇重创，言官活动受到压制。由于哲宗懦弱无能，王权无法依靠士林得以伸张诉求，士林也无法依靠王权来重振气象。久而久之，国内民生和国外“洋扰”问题难以得到解决，民众起义和列强侵逼成为必然之势。

纯祖的夫人纯元王后是唯一两次垂帘听政的朝鲜王妃，这是宪宗与哲宗时期的事情。两次的垂帘听政时间加起来超过十年，这是朝鲜时代最长的垂帘听政。19世纪安东金氏的势道政治也得益于此。或许是因为这种自信，纯元王后在哲宗初期垂帘听政时给娘家的族兄弟金兴根写了一封信，信中称名义上的国王哲宗是“无异于村童之上监”。[插图]这是把时任统治者的国王比喻为“乡下的孩童”。大妃的威严以及大妃的权力由是可见一斑。哲宗是思悼世子的庶子恩彦君之孙，他在江华岛务农时一跃被尊为国王，所以任何人都可能认为他是“村童”。但如果不是大妃，没有人敢在信中这样公然地说出来。把国王视为孩童的看法并非纯元王后独有。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王宫中度过波澜万丈人生的大妃，显然会把年幼的国王视为成王之前不懂事的孩童。

另一条争议颇大的有关用纸的记载，与和帝邓皇后有关。永元十四年（102）冬邓绥被册立为后，《后汉书·皇后纪》记载：手书表谢，深陈德薄，不足以充小君之选。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邓皇后禁绝此前方国贡献珍丽之物的做法，只允许贡献纸墨，可见当时纸张用于书写，已经是较为普通之事。不过，坚持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学者，认为皇后不可能绕过皇帝自行向方国下达命令，因而主张此事发生在殇帝延平元年（106）邓后临朝称制以后。这一看法似是而非，成书较范晔《后汉书》更早的袁宏《后汉纪》记载：初，阴后时诸家四时贡献，以奢侈相高，器物皆饰以金银。后不好玩弄，珠玉之物，不过于目。诸家岁时裁供纸墨，通殷勤而已。

可见在平时，皇室亲戚就会给皇后贡献礼物，不一定非得等到临朝称制以后。因此，邓绥为皇后时，诸家贡献纸墨是极有可能的。史载邓绥“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诸家贡献纸墨无疑应是抄写典籍用的。由此可知，永元十四年前后，纸张作为书写载体，使用已较为普遍。

此前学界对造纸术起源的最早时间争议颇大，但基本认为用纸书写的出现比较晚。文献所载贾逵与邓皇后用纸书写的场合，与籾山明根据楼兰出土魏晋纸文书认为的纸张早期主要用于书信和书籍写作的特点相吻合。因此，认为纸张在东汉早中期已经比较成规模地用作书写，目前看来较为稳妥和可靠。

虽然“纸”字早期表示丝质物品，但在粗糙的原始纸张出现以后，因为工艺和外观相近，时人也把纸张称为“纸”。随着造纸技术改良，尤其是蔡伦革新工艺以后，纸张作为书写载体得到迅速普及。为了避免“纸”字早期含义干扰，“帋”字被创造出来，以替代“纸”字表示植物纤维纸。不过，“帋”最终并没有完成历史使命，反而是“纸”字逐渐被稳定用来表示纸张，其早期含义不为人知。去汉已久的王隐和范晔，对“纸”、“帋”两字交替演变缺乏正确认知，望文生义阐释两字形体构造，认为早期的“纸”表示丝纸，后出现的“帋”表示植物纤维纸，并将造纸术发明权归于蔡伦。这一错误认识影响深远，所谓丝纸及蔡伦发明造纸术等认识，都是层累造成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放宽视野，从简牍到纸张的更替，其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书写载体的变化，从此以后，书籍更易于制作与流通，信息更易于传播与获取，连带着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既深且巨的变化。清水茂指出东汉学风的转变与纸张的广泛使用密切相关，张荣强、韩树峰指出书写载体的更替导致了户籍制度的重大变化，张荣强还将之与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相联系。在这些观察之外，无疑有更广阔的空间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